宋璟直接在亂民營中選募人才，往低了說，是降低人才錄取的標準，往嚴重了說，則是直接動搖了雍王一系的凝聚力，畢竟大凡稍具才干、節操的人，誰也不愿意與罪囚共事同伍。
而且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造成西京今次動亂的，主要便是周邊鄉野涌入長安城的那些客民們。無論這些客民有多寒苦無奈，他們給長安造成的破壞那是實打實的，長安土民仇視客民，這是人之常情。
雍王殿下心存仁念，對亂民們進行賑撫，這沒有什么。可是如果大肆取錄客民入幕府擔任官吏，這在長安土民們看來，那就是**裸的包庇。
如果處理不好，會讓土客之間的矛盾加劇，下一次再爆發出來，可能就是更加嚴重的動亂。
聽完了姚元崇的陳述，李潼一時間也沉默下來，片刻后才又開口說道：“此前宋參軍進言此事，也曾陳述土客糾紛。未來土民、客民之患，也確是長安能否復治的一個關鍵。這件事如果不妥善處理，則必內耗深重，更難存志望外。”
長安多窄鄉，所以土民與客民之間的矛盾顯得尤其尖銳。這還不僅僅只是籍民編戶問題，還涉及到土地等生產資源的分配，是一個政權能否長期保持穩定的基礎。
姚元崇與宋璟都不約而同的注意到這個問題，且都將之擺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上，對于這一點，李潼倒也并不感覺意外。
這兩位俱都是開元前期的名相，給開天盛世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未來大唐之所以能夠在接連經歷武周與中宗朝的動蕩后快速回復國力，重新沖出疆土締造一個浩大聲勢，這兩位可謂是功不可沒。
他們除了營造開元初期相對清明的政治生態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對這一根本問題的解決。當然也不能說是解決，因為這個矛盾是農耕政權始終存在的，只是在他們的任期內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緩解，奠定了一個國力復興的基礎。
姚元崇與宋璟接連罷相后，大唐的政局中雖然仍然不乏名相，但在生產資源的分配上，力度遠不如這兩人大，甚至宋璟之所以被罷相，也在于對權貴階級的利益觸犯激發了眾怒。
后繼的宰相們，雖然也都不乏亮眼表現，但都沒有超越姚、宋兩人的社稷大計。
宇文融、裴耀卿等摟錢小能手一個個上臺，甚至就連奸相李林甫都創設了長行旨這種節約行政開支、且多為后世效法的良策，但對國力的提升已經遠遠比不上姚宋二人。
而在安史之亂后，一代能臣劉晏的財政改革雖然卓有成效，但其重點在于區域資源的整合與調度，在物流方面加大力度。
至于唐德宗年間所推行的兩稅法，雖然是稅法改革的里程碑式進步，但也意味著原本的統治技術已經不足維持，朝廷不得不在承認現有社會資源分配的前提下開拓財源，而且已經喪失了將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能力。
土、客矛盾，有一個核心的解決方案，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這種**，不可輕用，因為關鍵一點在于，你的屁股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