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一構想也并非完全都是好處，一旦官府組織屯墾，勢必會對原本的耕織環境造成一定沖擊。谷賤則傷農，長此以往，也會累積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動搖一部分本來穩定的社會基礎。
經過一番磋商后，李元素等人再作提議，除了要給這一個應急性的官屯施加一個明確期限之外，還要給予原本的自耕農一定的補償與安撫。
對此李潼也深表贊同，并將這一補償政策細化為經濟與文化兩方面，具體到行臺政令方面，那就是贈給民爵與發放丁權。
民爵自然不必多說，遠到秦漢、近到唐家創業以來，甚至武周代唐時期，都賜出眾多民爵。近世以來，民爵本身只是一個榮譽稱謂，并不包含物質獎賞。
行臺如今這財政狀況，當然也做不到普惠普贈，但可以給民爵施加一個特權，那就是不再以租庸調作為征稅形式，改以兩稅法進行征收。
朝廷此前所奉行的租庸調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最理想的狀態便是耕者有其田、有丁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即便不考慮關內均田制的破壞現狀，租庸調制首先就限制了民戶們的生產模式，規定了所生產的物資種類，讓民眾們在交付租庸調之后，耕織所出僅僅滿足自身需要而已，除此之外很難再進行其他的經濟活動。
兩稅直接征錢，不再規定物貨種類，小戶之家的經濟需求就被釋放出來，可以按照自身的經濟需要參與不同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對長安這種地少人多的窄鄉而言，無疑是民力的一大解放。
關內諸州民爵普授，原本有田者生產活動可以不受限制，土地上可以種植其他收益更高的經濟作物。而官屯本身又能確保關內的糧食生產維持在一個安全線上，彼此間達到一個互補而非競爭。
至于丁權，主要就是教育權與宅地權，鄉社普設小學，民戶中男以下都可免費入學，以《千字文》《孝經》《永徽律》為教授內容。中男以上、成丁之后，官府授給一畝宅地并免三年力役之征，三年以內若是添丁，加免兩年。
丁權無干新戶、舊戶，只要于所在州縣課役滿五年，便自動獲得。
行臺此前便多有惠民勸耕并鼓勵生育的令式實施，如今則是在此前的基礎上做一個總結。特別是兩稅的初步實施，讓行臺政治進入一個新的維度中，至于具體是好是壞，仍待事實檢驗，在見到具體成效之前，不會進行進一步、大范圍的推廣。
李元素等人本以為行臺來年用事中心仍在軍事方面，可是在經過一系列民政討論后，才發現來年民政方面同樣任務繁重，更勝往年，一時間也不知是該喜悅還是該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