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得國以來，對山南道的軍事力量多作制裁，作為屈指可數的大都督府之一，荊州大都督府在軍事上的職權被剝離更多。偌大地境之中，甚至就連折沖府都設置不多。
這樣的安排雖然保證了山南地區沒有對抗中央朝廷的力量，但也讓山南地區的治安狀況堪憂，長江水盜成患，蠻族山賊常有聚嘯，嚴重制約了地區開發與區域經濟的發展。
在山南道興建團練，并不僅僅只是對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隨著大唐國力恢復以及諸邊邊務穩定下來，肯定要繼續加強對南疆地區的管控。諸如南詔這種不穩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屆時山南道就會成為整個南方地區的戰略重心，地區物料調集以及武力建設也就需要提前的統籌起來。
魏元忠在高宗年間本就以軍事才能而受到高宗皇帝的賞識提拔，在武周時期更是出將入相。其人能在山南道的經略方面與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對此也是頗感欣慰的，姑且不論心里惡趣如何，對于魏元忠的一些構計與理念，他還是頗為看重。
魏元忠也的確不愧數朝老臣的資歷，一些小問題交代完畢后，轉又言到一些比較深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問題。
“今山南道州縣在事諸員，或罪身貶遷、或新稚初解，罪者憂懼惶恐，不能為地表人物見重，新人治術不精，無有良策深治地表敝情。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于迎送，疏于務實，吏事浮躁，朝廷雖有仁政宣施，但因選用之弊而多有耽誤……”
李潼聽到這里，神色也變得鄭重起來，并不急于插話，只是示意魏元忠繼續講下去。魏元忠既然主動開始這個話題，自然也是有著充分的準備，開始歷數于山南考察的經歷，通過與山南道官員們接觸的具體事例來講述如今山南道的吏治情況。
魏元忠列舉了很多他所接觸的州縣官員，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而李潼在認真傾聽完之后，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比較棘手，還不僅僅在于官員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國以來便始終奉行重內輕外的國策，同樣也體現在官員的前途及待遇等種種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擔任朝官為榮，對于就事地方則就顯得興致乏乏。大量的官員哪怕在朝擔任冗官閑職，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這樣的一種仕用策略，雖然能夠維持統治結構的穩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配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舉山南道所出現的問題，一些偏遠的州縣官府缺員嚴重，甚至都有多年沒有正印官的情況存在。
在州縣任職的官員們，也談不上盡責，這其中相當一批要么是罪官遠流，要么在吏部銓選中便沒有獲得一個好的評價。罪官本身就心憂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專心政務。下選的官員則就因為素質不高，即便想勤勉做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員素質不夠高，再加上慣常以來的價值觀的影響，使得許多官員們用心根本不在本身的職事，而是專注于鉆營，希望能夠調回朝中。
盡管朝廷經常會派遣御史與其他臨時性的使職入州縣訪政考察，但這種走馬觀花的考察制度能夠發揮出的作用著實有限。即便有一些地方官表現突出，很快又會被調回朝中，其政務才能不能得到長足的發揮。
類似的吏事積弊，李潼略有耳聞，但卻并沒有一個系統性的了解。畢竟他此前所治理的陜西道大行臺本身就屬于霸府性質的非常規機構，在官員考績方面自有另一套標準，且諸多大事并行，官員怠政又或者勤政都能清晰的判斷出來。
行臺的管理經驗明顯不適用于中央朝廷，無論是規模體量還是實際的物力空間都不在一個標準上。所以在聽完魏元忠的講述后，他一時間也沒有什么成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