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而言之，制度是公心與私欲的博弈，對秩序的守護和利己主義的抗衡與妥協。
三省六部之所偉大，在于這一套制度有著極為完善的權力分配系統，同時又保證了制衡與博弈的程序空間，組織內部環環相扣，各自發揮又互相鉗制，并不存在某一環節的獨大與霸權。
從這一點而言，華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種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個問題，它并不是一個獨立的事物，是由人創造出來，約束人的行為且由人所執行的準則。且不同的制度一旦執行起來，便會無可避免的產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詳，這是它的優點，同樣也是它的缺點。
其內部環環相扣的結構想要完全發揮作用，就要確保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而彼此間的制衡過于細致，由此產生出來的摩擦與掣肘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這些制度成本所產生的內耗，有時候甚至遠遠超過制度運行所帶來的收益與回報。
像后世某一政權制度頗多擁躉信徒，方方面面論證其優越性，唯獨不言這套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沒有足夠的補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說圈養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雖然完善，但真正的執行時期卻并不長久。
尤其是在中古時代的背景下，過于完善的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種自我限制，并不能適應國力增長與擴張所帶來的新的變量，對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夠執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難忍受繁瑣的程序過程。
因此早在貞觀時期開始，作為最高決策層面的三省便發生了改變。
到了開元年間，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并不是將簡單的中書、門下兩省合兵，而是中書門下這個機構直接凌駕三省之上，三省職權合歸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臨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對三省職權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連政事堂都淪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決策機構，宰相們少有相坐論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執行，對于圣人的制約幾乎沒有。
這樣的政治生態也不是他要刻意營造，而是他本來就是從行臺霸府基礎之上組建中樞朝廷。
在當時風雨飄搖、諸多動蕩的大唐國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當性無疑舍本逐末，托制興霸、一言獨裁才是讓家國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當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帶領大唐中興，如果玩脫了，未來的他也將會是一個宗室藩王弄權用威、禍亂家國的典型。
李潼雖然是一個霸權皇帝，但并不意味著他不需要制度維持。
一則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親，每天又能處理多少政務？二則他的模式具有一個不可復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權總需要一個平穩的維持與過度，便需要制度的約束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