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樞密院，還是新設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圖還不是設立新的機構，而是給朝廷灌輸一種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連署辦公，繞開原本程事繁瑣的刻碎治事，削減行政的成本，提高辦事的效率。
至于院這種新的行政單位究竟要設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則置，大臣領銜，事了則罷，悉歸本署。只有遇到了頻繁產生的相同事務需要反復設院，才最終考慮作為常設的機構保留下來。
眼下中樞制度還需要進行調整，所以院的設置與罷除以及相關事員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這個圣人手中。未來中樞調整穩定下來，可以漸漸的分撥給政事堂。
早朝結束之后，圣駕回返內朝，并在內朝延英殿召見諸宰相并臺省官長們，繼續商討事務。
這種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個中晚唐比較重要的決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對。
中晚唐時期，地方藩鎮割據，中央權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監挾持，政事堂作為國家政令最高決策機構早已經名存實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見宰相并大臣，商討并決策國務政令。
其實這種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時期開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見宰相議事。廢王立武過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對廢后而觸怒武則天，暴喝“何不撲殺此獠”，就發生在這一場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見臣員、或是參與政事堂會議，要么是威望不足，對朝政情況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論輿情，自然不會去外朝堂與政事堂這些朝臣們的主場。
李潼的情況自不屬于這兩種，他是權威太足，所以懶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處內朝，講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還有各種繁瑣規定。不在自己主場，終究不夠舒服隨意。
當然想擺這種譜，也要臣下們給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張仁愿，李潼備好餐食都請不來。不過現在張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現在看見烤肉還犯惡心。
不說延英殿的奏對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后，仍然沒有從設立勾院的震撼中擺脫出來。特別那些相關諸司官員們，他們的衙堂都已經被封鎖，已經是無處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
但早放假卻談不上多高興，朝廷突然來上這么一手，搞得他們措手不及，許多事務收尾還沒有完成。
特別一些本就不甚干凈的官員們，這會兒更是憂心忡忡，擔心被查出來問題所在，又搞不清楚朝廷此番勾檢追懲力度的大小，心內自是愁腸百結、五味雜陳。
作為光祿少卿的李隆基，這會兒也是不免憂慮。光祿寺雖然不屬于純正的財司，但這屆世博會負責籌辦食園，也是涉事頗深。而且光祿寺本司日常職事所涉物料出入便數量可觀，同樣也屬于今次勾檢的范圍中。
李隆基新任官長，加上心中頗具危機感，倒沒有借著今次職務之便大肆營張私利。但為了討好姑母太平公主，也進行了一點違規的操作，下員王仁皎借著這股東風，也抽取了幾千緡資貨。
這些問題總得來說不算太大，如此大宗的錢事出入，經受者可以說都是兩手沾油。
跟其他人相比，李隆基甚至可以說是清白，單他自己所知同為長官的曹國公李備便從良醞署搗騰出近千甕的酒水、著家奴當園售賣，在折耗一項中增添了上萬緡的數額。至于更多別項，則就不可盡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