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止是湖南嶺南的商人們興奮,其實對于南唐的商人們而言,滅國還是有好處的,比如,多了一片市場。
官商勾結,在大唐還屬于萌發階段,但在南唐,卻屬于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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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唐的商賈。已經不能稱作是商了,而應該是大鱷。
華夏五百強與世界五百強的區別。
一般而言,文人恥于言利,但南唐卻反過來了。
楊吳時期,徐知諤在潤州任團練使時,曾經“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貿易”。也顯然不在城中規定的貿易之地,這種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他爸爸,當時的丞相徐溫的批評。
由于利潤豐厚,象徐氏這樣的開國顯貴經商,這樣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不可自拔。
在這種重商的環境下,南唐的賦稅節節升高,年入超過七百萬。
記住,這不是糧食,只是純粹的銅錢和布匹,到宋真宗時,北宋的財政才不過兩千萬。
這種重商,不但城市里商業繁榮,農村里也商機多多。
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皋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
當時的大商賈,比較有名的叫周宗的。
他是南唐開國元老。
“既阜于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
由于其交易規模巨大,聞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謀渡淮時,竟想出了將士兵蒙上羊皮,偽為周家商隊的計謀。
這樣的跨國大商,對于國家的歸屬感很低。
商人與官員結合,讓南唐國力不斷地衰落,以至于每年五十多萬的貢賦,都拿的艱難。
大商人的囤積居奇,一度使南唐財富集中到了商賈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國庫儲備不足以向宋進貢,不得不從金陵富商那里購得絹品以充貢物。
因為特權階級,在權力的庇護下,是不想納稅的。
可以說,他們是某種意義上的東林黨。
南唐治理,舉步維艱。
可以說,在封建社會,純粹的商人是發展不起來的,必須官商勾結,這也是為何古代一直強調重農抑商的。
重農抑商,抑制的不止是商人,而是官商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