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吳爭也惋惜，史閣部一代人杰，只是心性卻不及馬士英果斷，太過優柔寡斷了些。
其實擁立之爭，如馬士英所說，史可法是很清楚是非曲直的。
不管照何處定人選，福王都該是首選，可他卻為顧及東林黨人，生生炮制了一個擁“桂”方案，以圖兩不得罪。
可這擁“桂”方案很是荒唐，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都是萬歷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并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廣西，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只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在這件事中，從史可法的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是極不相稱的，他意識到了事情的本質，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并無一個卓越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后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在確立國君的問題上，一遇阻力和反對，并無仗義執言之勇氣，只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斗，還是有些許差距的。
其實歷朝歷代都有這種擁立之事發生，這種事就講個果斷，立就立，不立就不立。
哪有什么折中之法可言？
甚至于這比吳爭廢黜魯王監國，擁立長平公主監國更荒唐。
因為吳爭擁立的只是監國，雖說也是君，可畢竟前面是加了個“也”字的。
監國對臣來說是君，可對于皇帝來說，依舊是臣。
以臣廢黜臣，說到底不算謀逆，這也是錢肅樂這般剛正之臣最后不反對吳爭行此“逆”的關鍵原因所在。
可史可法這般擁立的是皇帝，皇帝居然由他們這幾方權臣來選擇，這太過荒唐了些。
雖說世事本質也就是如此，但有些事可做不可說。
特別是史可法當時是南明最具實力的權臣，這個時候果斷指定一人，也就能免了擁立之爭，或許那場黨爭不會這么快暴發。
這時馬士英繼續道：“這次的擁立確實是我勝了，但我也知道，這事沒有那么快完，福王登基不過是黨爭的開始。而這其中最危險的不是黨爭，而是福王，弘光帝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