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齡亦道：“關鍵在于管理和監督方面，這些制度必須事先擬定好，免得有人從中謀利。監督制度完善以后，完全可以跟常平倉、義倉合二為一，從而減輕人員的開支。”
古代為了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于是設置了糧倉。常平源于戰國時李悝在魏國所行的平糴，即政府于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安撫百姓。范蠡和《管子》都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在上述思想上進行了發展，并創立了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對糧食進行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賤到一石才五錢的“農人少利”地步。在這以后，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于糧食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
到了隋朝文帝時期，置常平監于京都，同年，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成時，按貧富為差戶出粟一石以下，儲之閭里，以備兇年賑給，名為義倉，文帝表彰并采納其建議。
在收獲季節向民戶征糧積儲，以備荒年放賑。因設在里社，由當地人管理，因而亦名社倉。后又定積儲之法，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1石，中戶不過7斗，下戶不過4斗。自此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
與國家設立的以穩糧價為主要職能的常平倉不同，義倉像是一種民間行為，確保一個地區貧苦者得到適當救濟，亦能夠使所有百姓在災禍之年不至無米可吃，一般由地方官府掌管。
“義倉不行！”
楊侗搖頭道：“義倉是百姓自己的糧食，還是由百姓自己管理為好，以后每村設義倉一座，由各村村長和二名副村長負責統計管理，若是村長、副村長貪了百姓的糧食，百姓可以到縣級史官控告。而且以戶為單位納糧的制度也不合理，以后就按人頭交糧入倉，畢竟，每一家的人口不一樣，若是均分的話，對人少的家庭不公平。若是官員管理的話，難免會有不法官吏拿去倒賣，一旦補不上，又恰好遇到災年，百姓要糧沒糧，那么就會對官府失去了信任，甚至還會起來鬧事！”
義倉這個‘公積金’制度執行于開皇五年，效果很好，也得到百姓的擁護，畢竟誰也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旱澇災害，有這個保障在，大家也安心。可是到了大業后期就逐漸被破壞了，東部義倉全部被挪用為遠征高句麗的軍糧，到了青州大旱之年，官府自己還不起糧，于是才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大動亂。而且還有很多地方的義倉被亂匪搶光、官員倒賣！
所以，楊侗覺得義倉還是由百姓自己管理為好，官府只有對村長和副村長的監督權，以及發放時的監督權，而無實際的使用和管理權。
房玄齡沉吟一下，道：“殿下所慮極是，百姓吃了一回大虧，對義倉深有疑慮，如今讓他們自己管理的話，自然是應都云集，能夠在災年到來之時，應付一段日子。”
楊侗見大家沒有異義，便說道：“吏部下發命令，讓各縣組織各村村長把義倉興建起來，并把百姓糧食百姓管的制度傳達到位。今年秋收收糧入庫。欠收之年一人一斗，豐年一人二斗。”
說到這里，楊侗起來伸個懶腰，道：“都熬了一宿，大家先回去休息吧。兩月后的科考文件由學部下達；義倉之事交給吏部和民部負責，至于官辦店鋪就交給商部操作，這都是利國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施行起來。”
“喏！”眾人起身，稍稍活動了下僵硬的身子，這才紛紛散去。但是大家個個都是工作狂人，離開朝陽殿以后，都鉆進了官邸，隨意的擦了把臉，用了午餐以后，立即召集下屬官員，緊急的擬定方案，分派任務，讓偵騎向各地下達各項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