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楊侗，宛若氣勢如虎、睥睨天下的曹操，可后來屢屢被東吳、蜀漢反攻，赤壁之戰的損失慘重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曹魏上下殺伐半生，這股氣勢一泄，便沉浸于安樂之中，失去了以往奮進之志。反觀生活在曹魏的威壓之下的蜀漢、東吳，他們總是有一股焦慮感，總是拼命驅趕自己走向強盛，氣勢和爭勝之心在此消彼長之下，反攻之事自然也就越來越多。”見李淵面色蒼白，害怕之極，陳叔達便拿三國之事前來安慰。
劉文靜也說道：“巴蜀易守難攻，只須派遣善戰之將居中調度即可無礙，而身為大唐核心所在的荊襄才是重中之重，微臣以為他們是要把巴蜀之軍拖在巴蜀，無法支援荊襄，不過我們雖然不能調巴蜀大軍，但是晉王在夷陵的七萬大軍，至少有五萬人可以隨時調動，這五萬軍不管是投向巴蜀也罷、投向荊襄也好，甚至還能以圍魏救趙之策反攻南郡，在舂陵軍的掩護之下，占領沔陽、江夏、永安、安陸、義陽和漢東等郡。所以微臣再三勸說圣上在夷陵組建第二道防線，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說陳叔達的話給了李淵一點安慰，那么劉文靜的反攻設想，卻讓李淵心生厭惡，他猛然起身，怒道：“疆土丟了，至少還有軍隊，軍隊丟了，一了百了。五萬新兵能占領南郡、沔陽、江夏、永安、安陸、義陽和漢東？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朕也打仗過，不是不知兵事的蠢貨。”
劉文靜嚇得不敢再發言，歸根到底，還是皇帝讓楊侗打怕了，已經失去進取之心，現在不但不敢打，甚至挑戰楊侗的底線都不敢。
李淵似乎到自己的語氣不好，嘆息了一聲，緩緩的說道：“朕也想擴軍百萬、也想反攻，恨不得明天就可以收復關中、收復并州，打到洛陽…但是我們沒有錢糧、沒有人口…朕能怎么辦？現在我們只能穩住一陣子，把軍隊訓練強大了再說反攻之事。”
他見李元吉向自己不斷的使眼色，頓時臉一沉道：“有話直說，是否合理朕會做主！”
李元吉上前一步，道：“父皇，荊襄和巴蜀并非沒有人口，并非沒有兵源，關鍵是看父皇能不能下決心。”
李淵皺眉道：“哪來的兵源、人口？”
李元吉恭恭敬敬的說道：“父皇，在大業大亂中，北方大地遭到極大破壞，大量人口逃離戰亂之地，南陽平原人口最多的時候就有四百多萬人，這里是吃人魔王朱粲主要活動的范圍，在他的破壞之下，百姓紛紛四散而逃；當時李密和王世充又在大戰，而蕭銑治理的荊州卻比較安靜，于是百姓主要都是逃到了襄陽、舂陵、房陵等郡。而巴蜀，也接納了很多關中流民，可是據兒臣所知，這些人始終沒有登入官籍之中。若是我們效仿隋文帝，在荊襄和巴蜀嚴厲的執行‘輸籍法’，怎么說也能獲得兩三百萬人吧？人有了，稅賦、兵源不用愁。”
一番話說得李淵怦然心動。
這個‘輸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戶等級和納稅標準的辦法，他利用這一手段搜括隱藏戶口，以防止百姓逃稅和抑制士族、豪強占有人口，從而確保朝廷收入，加強集權
當時的天下經過幾百年動蕩，使戶口隱漏日趨嚴重，世家大族、豪紳富戶蔭蔽了大量無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勞力極少。尤其是打來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繳一半租稅的規定，致使地方戶籍出現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記情況。有的世家門閥，一戶之內藏匿數百家，人數多達十多萬，朝廷賦稅收入因此而銳減。此外，不少百姓為了逃避繁重的賦稅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齡弄虛作假，或是隱瞞戶口。這些現象嚴重影響朝廷的賦稅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時也使均田制很難付諸實際。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戶口，整頓戶籍，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稅。僅在開皇三年這一年，就清理出包括五十萬丁男在內的一百六十多萬人。
開皇五年，嘗到甜頭的隋文帝在全國大索貌閱，核點戶口。所謂“大索”就是清點戶口，對在籍編戶成員的姓名、出生年月、相貌和身體特征都詳細記錄在冊；所謂“貌閱”，則是將百姓與戶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對，驗明正身。規定凡出現戶口不實的情況，地方官吏里正、保長、黨長要被流放，處罰相當嚴厲。同時又規定凡堂兄弟以下親屬同族必須分戶，大大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壯大了隋朝國力。
但大索貌閱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世家門閥和朝廷爭奪人口的現實，只要朝廷有賦稅徭役，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有所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文帝采納了高颎的建議，實行了“輸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輸籍定樣”（劃分戶等標準），每年正月五日縣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黨（五百家）或三黨（三百家）為一團，以“輸籍定樣”標準重新劃分戶等，以作為征調賦稅、力役依據。由于朝廷規定的賦稅、力役遠低于世家門閥對佃農的剝削量，致使許多依附在世家門閥的佃農紛紛脫離，主動向官府申報戶口，領走國家發放的土地，按規定納稅服役，成為朝廷的正式編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