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訛傳罷了，不過我以前的確有些瘋瘋癲癲，讓鎮上的人笑話了十多年，二位既然無處可去，暫去寒舍坐坐，等我兄弟放學回家，二位幫忙提點一下，順便我也好為二位打聽一下去廣州的船家，一定安排兩位順利返鄉！”趙頎笑著岔開話題。
“如此便多謝趙兄了！”兩人高興的連稱呼都親密多了。
趙頎自然更加高興，逛個街還能撿兩位舉人，雖然是兩個撲街，但也還是貨真價實的高階知識分子，這種機會不是隨時能夠碰上的。
以后要想好好發展，光有茅灣村的一群大字不識的農民工肯定不行，還需要更多有才華的讀書人幫襯。
陳紀與姚燃這兩人雖然在趙頎了解的宋朝歷史人物中似乎并沒有出現過，但能夠進京參加省試的，就沒有一個庸才。
得益于大宋良好的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寒門學子大量讀書出仕，這才讓大宋呈現了與眾不同的革新和變化，一改前朝世家門閥把控朝廷的局面，影響了后面幾個朝代。
但成也科舉，敗也科舉，隨著讀書人的大量出現，導致各種治國理念的不同產生了派系和爭斗，再加上朝廷優待讀書人，采用高薪養廉的政策，每次殿試都會錄取數百人，這些人最后都會被委任官職，年復一年積累下來，導致官員泛濫成災，朝廷光是為養活這些官員每年的開支就是一個天文數字，為了彌補虧空，朝廷不得不大肆搜刮百姓、亂發紙鈔，使得物價飛漲底層民眾的負擔越來越大。
后世評價宋朝崩潰的原因，并非一定是遼金蒙古太強大兇猛，而是大宋的體制出現了極大的問題。
冗官、冗兵、冗費的龐大開支已經積累到了繁華富庶的大宋承受不起的地步。
從唐宋兩朝取士對比就可以看出其中巨大問題。
唐朝開科取士，每屆不過三四十人，雖然這些人大多都是依靠世家門閥的裙帶關系考中的，但人數卻很少，而且對于爵位的封賞也非常吝嗇，堅持無功不受祿的傳統，李世民當皇帝的時候，開科取士更是謹慎嚴格，為了減少財政開支，李世民將朝廷供養的兩千多京官減少到只有六百多人，精簡官員不僅讓臃腫的朝廷結構變得更加簡潔，財政開支也大大減少。
但宋朝不一樣，不僅每屆取士動輒數百人，而且還會大肆封賞閑官閑職，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族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階，并領取俸祿；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涌入官僚隊伍。
最恐怖的是宋仁宗一朝，當是的朝廷官員竟然高達一萬七千余人，而這其中幾乎高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并沒有職務，只有官階，全都是吃空餉的閑官，甚至到了南宋時期，為了彌補虧空還大肆賣官鬻爵，不斷增加的龐大的官僚隊伍消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使得朝廷入不敷出。
而大量的虛官閑官為了得到實權，就互相拉幫結派走后門，行賄受賄**叢生。
吏治**加上人才政策的失敗，再加上重文輕武自廢武功，大宋虛浮的繁華背后，就是臃腫的朝廷機構和混亂不堪的官員任免，朋黨爭斗形成了極其混亂的政治狀態。
后人熟知的元佑黨爭，就是不折不扣文人爭斗的惡果。
有歷史學家吹捧宋朝的文治冠蓋兩千年封建文明，認為元佑黨爭是一種政黨治國的雛形。
一是新黨和舊黨已經有了各自不同的治國理念，二是有了各自的領袖人物，三是爭斗失敗也不會被趕盡殺絕，而是只需要對方下野便達到目的。
然而若是深入的研究一下，這種所謂的黨政雛形，實際上源于一種文化立場的不同，而并非是雙方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階層利益，說白了，這些人的目的并不是單純的因為治理國家的理念不同而爭斗，而只是因為反對而反對，并沒有什么政治立場，只是單純的反對對方的思想。
一個不能代表階層民意的黨派，絕對稱不上是政黨。
當然，一棍子打死也不全面，至少在人類文明這個時代來看，宋朝的政治模式的確有很先進的地方，黨爭的確是不同的群體為了控制朝廷政權釋放自己的政治理念而產生的沖突，而這個沖突也極大的割裂了知識分子群體，造成了思想上的對立，已經隱隱有了那么一丟丟的政黨爭斗的影子。
后世的臺灣韓國的國會就是這般爭斗，互相吐口水丟拖鞋彈鼻屎抓頭發，不同派系的議員就像潑婦罵街一般在國會上大打出手。
而反觀歐美成熟的政黨斗爭，就要溫和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