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進士，天啟元年（1621年）為禮部主事，四年起右通政，參與東林黨活動，曾因上疏彈劾魏忠賢而被停俸半年并削籍為民。
崇禎元年（1628年）為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1641年）為吏部侍郎，不久升任左都御史，因上疏與朝廷意見不合再遭革職削籍。
南明弘光朝復官，又因與馬士英、阮大鋮不合而辭官歸鄉。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傳到紹興時，正在進餐的劉宗周即推開食物慟哭絕食。期間，清貝勒博洛以禮來聘，劉宗周“書不啟封”。絕食二十三天，于閏六月初八日卒。
劉宗周曾在東林、首善等書院與高攀龍、鄒元標等講習，后筑蕺山證人書院講學其中。學宗王陽明，提倡“誠敬”為主，“慎獨”為功，人稱“千秋正學”。
黃宗羲、陳確、張履祥、陳洪綬、祁彪佳等著名學者與氣節之士均出其門下，世稱“蕺山學派”。所著輯為《劉子全書》、《劉子全書遺編》。
黃宗羲覺得虛君這個想法是很適合東林黨的，因為東林黨提出了很多理念。
第一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
東林學派以東林書院為陣地，通過講學、論辯、研討、撰文、出書，對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在道德修養和認識論方面宣揚的種種虛、空、玄的主張和說教進行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從而推動了實學思潮的高漲。他們主張“知輔行主”，意為做人不能大談空論，要有自身想法和實際行動。
第二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
盡管東林書院和我國古代其他書院一樣，講學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經史著述，但其不論在內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針對性、實用性較強，強調從實際出發，注重講實學，辦實事，有實用，求實益。
這一點在東林書院的組織管理、規章制度、講學和學術研究的內容、方法，以及關于東林講學活動情況和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領袖生平言行的記載中，都有比較清楚的反映。
諸如：《東林書院會約儀式》第一條強調，會講屬業余自愿性質，所以參加會講的通知不必要求每個人都來參加。第三條規定，舉行會講時，主持會講的會主由大小會公推產生，根據實際需要，由不同學者擔任；第四條規定，每次會講推舉一人講《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即“四書”中的一段內容，然后大家“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第十一條強調要盡量簡化來與會的學人之間的交拜手續，不搞繁瑣的禮節和形式主義。
東林黨的政治主張是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是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斗爭帶來了新的影響。
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
如**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販運）”。
由于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文件上報朝廷，1625年（天啟五年），明熹宗下詔，燒毀全國書院。
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魏忠賢及其黨羽的殺害。有“東林六君子”“東林七君子”之說。
1627年（天啟七年），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被貶南直隸鳳陽府看守皇陵，后魏忠賢畏罪自殺，閹黨成員被革職下獄乃至處死，自此，閹黨集團被徹底剿滅。正因如此，東林黨人余人才免遭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