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溪明白了這一點，答題就容易多了。
至于“詔誥表”、“判語”，都是官場的應用文，是做官時用得上的東西。
其一是代擬公文。其二是寫批語，第一條是應付上級的，第二條則是交待下級，考察內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兩天時間來作第二場的題目，他沒有跟一些考生一樣，要等第三場題目下來，擬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謄抄，因為沈溪覺得這樣做很麻煩，還不如在草稿紙上寫好后直接謄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給第三場考試爭取更加寬松的時間。
前兩場考完，對大多數考生而言，這考試基本就跟結束了一樣，因為按照以往的規矩，第三場的“策問”很簡單，一問一答，將你的觀點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問一共有五道，以前會試的“策問”，從來都是走過場，屬于“附加題”，考官很難從“策問”中評斷考生才學的優劣，畢竟題目簡單，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緊時間把前兩場的考題列卷，就是知道這屆會試最大的難題，其實是最后鬻題案的導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問題中的第三道題上。
這道題，歷來是歷史爭論的焦點。
但爭論的本身已不在題目上，而在于科場之外，唐伯虎和徐經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題？
這道策問，幾乎將整個參加會試的考生都給難住了，只有二人答題流利，讓程敏政以為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與徐經，“甚異之，將以為魁”，于是被給事中華昹彈劾。
華昹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僅僅根據程敏政一句話，以及外間對于鬻題案的傳說，就匆忙上奏給弘治皇帝，一場轟轟烈烈的禮部會試鬻題案展開，最后以查無實據和各打五十大板結束。
這次禮部會試，造就聲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狀元倫文敘，也不是僅僅以列二甲第七名、后來卻以心學聞名海內的王陽明。而成就的是一個懷才不遇，狂放不羈卻一生與仕途無緣的大詩人、書畫家唐伯虎。
這一道題，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程敏政經牢獄之苦，出獄才不過幾天就發急病而死。
怪只能怪，程敏政把這道題出得太偏太難，而他的那句話又實在太過惹耳。
二月十五，第三場考試的題目終于下發下來。
沈溪沒有看另外四道題，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題，“問：學者于前賢之所造詣，非問之審、辨之明……”
正是那道改變了唐伯虎命運的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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