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良玉說道：“看，老王你還是這般急躁。具體是何政策還沒搞清，就說沒機會。”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道：“楊巡撫那里，某托人打聽過。這事兒由宣大總督主管，怎么個章程，還要等總督大人宣布。所以，咱們還是耐心等一等為好。”
范永斗點頭贊同，說道：“老靳說得在理呀！朝廷要發什么許可證，這和以前‘開中制’也差不多吧？不照樣能發財致富？”
明朝洪武年間，為了防衛瓦剌和韃靼對中原的襲擾，設立九邊進行防御。
由于九邊距離帝國的統治中心遙遠，后勤補給困難重重，為了減輕負擔，朝廷與山西商人達成了一個協議，就是所謂的“開中制”，或叫“開糧納中”。
具體辦法是：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幾大邊關要塞輸送糧食，朝廷則給這些商人鹽引，使這些商人獲得合法販賣“官鹽”的資格。
開中制的優越性在于調動了商人和百姓運送軍糧的積極性，不足之處則是讓利給鹽商，減少了政府的收入。但在明初，總體上來說還是利大于弊。
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成祖五次北征，耗費軍糧馬草無數，沒出現民怨沸騰的局面，其中的“開中制”功不可沒。
而且，商人為了節省運糧成本，招募大量農民在邊鎮附近開荒種地，也充實了帝國邊境，促進了邊區的開發。
但任何一個好政策，實施的時間長了，難免出現問題，“納糧開中”也是一樣。
由于販賣食鹽的巨大利潤，大量皇親國戚、貴族官員參與其中，利用權勢侵占鹽引。皇室也起了很壞的帶頭作用，把鹽引當作了賞賜的手段。
這樣一來，鹽引超支，鹽場又沒有那么多鹽可供支取，做開中鹽生意的商人也就越來越少，開中制由此被破壞。
而山西商人的崛起，卻是從“納糧開中”撈到了第一桶金。
除了正常運作外，他們也用賄賂等手段，花少量的錢，不運糧，卻能得到鹽引，與權貴侵占的性質也差不多。
所以，邊貿許可證的風聲傳開，王登庫、靳良玉等人坐不住了，龍頭老大范永斗卻還比較沉穩。
在他看來，政策不在于如何制定，而在于如何執行。朝廷的本意，到了地方，會不會被落實執行，會不會跑偏，這其中的說道兒可深了去了。
“可現在的邊將，還有地方的官員，都換了不少，怕是不容易再搭上關系了。”王登庫輕輕搖頭，對此不太樂觀。
靳良玉笑道：“能嚴一時，還能持之長久，某卻是不信的。”
范永斗頜首贊同，說道：“萬歲年輕，急躁一些，可以理解。咱們現下的缺陷還是朝中無人，或者說是沒有夠份量的大員替咱們說話。”
萬歷初期，支持張居正變法的，比如王崇古、張四維、楊博、王國光、馬自強等，均是山西籍官員。
這些人在朝中手握重權，山西商人才有了保護傘，才能在第一時間掌握朝廷動向，做出最佳的選擇和對策。
等到張居正病逝，從上到下開始對張居正進行清算的時候，張四維便從改革派迅速變成了反張派，商人嘴臉顯露無疑。
由此可見，什么支持改革，不存在的。這些亦官亦商的王八蛋，都是為了官位權力，以及家族的聚斂發財。
現在的朝堂上，山西商人確實缺少了代言人。
本來江南的商人士紳會因為東林黨的強勢而發達，但皇帝卻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一頓操作猛如虎，東林和三黨在蒙圈中便被干成了二百五。
反倒是通州商幫被重罰后，卻又異軍突起，不僅得到漕路的便利，更手握國內銀鏡的獨家銷售，現在又摻和到物流和邊貿上來了。
當然，現在的通州商幫已經更名為“大明商會”。從新名字來看，就知道其不太掩飾的野心，這是要南碾北壓一統江湖的節奏啊！
范永斗環視廳中諸人，伸出一根手指沉聲強調道：“民爵，當務之急是要獲得一個民爵，才能與通州商幫分庭抗禮。否則，面對面便低了一頭，如何爭鋒？”
沒錯，吳大章終于如愿以償，在趕赴張家口辦“皇差”之前，得到了大明第三個“民爵”的稱號，比黃程還要早上幾天。
這就拉開了身份上的差距，不管晉商曾經有多大的背景，已經是過去式了。現在，也沒有哪個高官敢出來為他們站臺。
“現在——”靳良玉搖頭嘆氣，“太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