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食鹽專賣實行“開中法”，就是叫商人采辦國家急需的物資并運輸到指定地方，官府頒發“鹽引”，商人憑“鹽引”到鹽場支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銷鹽。
這本來是各取所需的一個政策，雙方都得利，并沒有太大的不妥。
但明朝中期后，朝廷為了從食鹽專賣中斂取更多的財富，不顧產銷平衡，濫發鹽引。
后果則是商人拿到鹽引后到鹽場無鹽可支，發生鹽引積滯現象，這一問題在兩淮最為突出。
同時，官府對鹽場的待遇也是一降再降，有的鹽場主便鋌而走險，將鹽賣給私鹽販子牟取暴利。
于是，官鹽壅塞，私鹽盛行，鹽稅也就難以保證。稅監先是向鹽商預借鹽稅，后發展到預征鹽稅。
鹽商資本由此被長期占壓，運營成本增加。萬歷四十三年，官府又強行控制口岸（漢口）鹽價，迫使一些鹽商虧本逃散，市場陷入混亂。
到萬歷四十四年，也就是**年前，兩淮鹽稅已停征兩年半。當許多人認為兩淮鹽政已不可救藥時，袁世振站了出來，擔起了拯救兩淮鹽政危亡的重任。
袁世振對當時鹽政利弊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針對兩淮鹽政現狀，提出了《鹽法十議》，為神宗所喜，署理兩淮鹽法道，開始整頓鹽政。
而“綱法”則是在袁世振到達兩淮上任后，所提出的以推行新引為主、疏銷積引為輔的方案。
簡單地說，綱法便是將持有歷年積壓鹽引的鹽商編為十綱，每年官府向其中一“綱”的鹽商兌換二十萬張舊鹽引，就等于是還債。
同時呢，官府向其余九“綱”的鹽商征收合計一百八十萬張新鹽引的鹽稅。
這樣，國家就等于把總共兩百萬張舊鹽引的債務，分十年還清，同時還可以保證每年有新的鹽稅入庫。
朱由校抬手示意劉若愚先停下，他得琢磨琢磨，消化消化。如果單從這個政策上講，倒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思索了半晌，朱由校認為沒有什么不妥，但鹽商好象無利可圖，怎么就答應了呢？帶著心中的疑惑，皇帝擺了下手，讓劉若愚繼續講讀下去。
袁世振推出“綱法”后，果然沒有多少鹽商熱切響應，反倒是多數都持觀望態度。
然后，袁世振就出臺了“占窩”法來刺激商人。
所謂“占窩法”，就是依據當下的數據刊定綱冊，“留與眾商，永永百年，據為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到新引。”
也就是說，以后在綱冊上有名的，才能依據綱冊上舊引之數來買新引，才能到指定地區經營食鹽業務，還可世襲，綱冊上無名的則被排除在外。
我去！一聽到“世襲”二字，朱由校本能地就覺得不妙。宗藩尾大不掉，成為大明沉重的財政負擔，不就是因為世襲嗎？
當然，自己這個皇帝世襲，那是天經地義，上下幾千年都是這個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