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皇帝看得舒服，言語即便稍有不當，也不會追究問罪；若是晦澀難懂，長篇大論，皇帝看得頭大，縱是真理，也不會得到贊賞。
現在的臣子們都知道了皇帝的脾氣稟性，哪怕是最倔的臣僚，也明智地在文中加了標點，或是用空格斷句。
特別是皇帝特賜上書權的商會，寫得就更加淺顯明白，讓皇帝不必費心勞神。
比如這封江南商會唐默的上書，就讓朱由校又看到了工商發展的促進劑，那就是長江航運。
說到長江航運，先要講講在明朝出現的商幫。
同樣是工商業特別發達的封建王朝，往往用宋朝和明朝作比較。在人們的固有印象中，宋朝是最重商業的，明朝則要大大遜色。
但以宋代經濟之發達，卻并沒有出現商幫。在明代，商幫反而不斷涌現。晉商、徽商、浙商等商幫，興起的時間都在明朝。
究其原因，首先是宋朝沒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因為軍隊不強，周邊國家的威脅就大，弱宋難以形成戰略壓制，邊境的戰亂始終不斷。
癥結很簡單，便是幽云十六州始終不能為宋朝所控制，這是大宋在安全上的最大的缺陷。
其次的原因，也和持續不斷的戰爭有關。弱宋為了求得國家無戰少戰，多有給其他周邊國家歲幣納貢的習慣。
這些歲幣從何而來，自然是國內的百姓，包括商人在內。從數據上可以看出，宋朝的商稅比明朝高了很多，說是盤剝也不為過。
再加上宋朝出了名的冗費、冗官、冗兵，政府財政支出十分巨大，又不抑土地兼并，就只能多方搜刮，保證國家的正常運轉。
反觀明朝，商稅“俱三十稅一，不得多收”，對于商人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重農抑商，農民負擔重，商人減稅負，明朝的這個做法，倒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而繼承了宋朝留下的科技成果，明朝在此基礎上，又有了長足的進步。這無疑加速了社會生產效率，民間手工業更是得到了高速發展。
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為例，松江潞安府全盛時有織機一萬三千張；
南京、臨清等城市“周圍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萬口”。
僅南京一地的陶瓷廠，每年就能生產制造百萬件瓷器。
綜合以上原因，也正是商會得以在明朝出現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才是商會得以在明朝出現的重要原因。那個時候不叫商會，叫商幫，或叫商會幫，通常按籍貫進行劃分。
比如徽州商幫、晉陜商幫、福建商幫、江西商幫、長江水幫等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系場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其中長江水幫，因為長江這一橫貫我國東西的水運大動脈，因為“黃金水道”而興，實力也是甚強。
從時間上看，長江水幫真正崛起還是在正德年間。因為漢口被定為漕糧交兌口岸，后又詔準衡、永、荊、岳及長沙等地的漕糧全在漢**兌，漢口由此而成為湖廣漕糧儲存、轉運的中心。
擁有水運之便的漢口，借此契機，商業及轉口貿易日益繁盛。
到萬歷年間，漢口鎮（商業中心）已經與景德鎮（瓷器）、佛山鎮（手工業）、朱仙鎮（版畫）并稱全國四大名鎮。
而在廣陽雜記中，又有“天下四聚”一說。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標準則是以商業中心來劃分，漢口也占其一。
當時的漢口貨物山積，居民密集，商賈輻輳，成為全國性水陸交通樞紐和中國內河最大港口，還是當時明朝大米和食鹽的集散地。
為此，商貿上又有“貨到漢口活”一說，有“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夜明”來形容其壯景，更享有“楚中第一繁盛處”的美譽。
長江水幫便是依托漢口這個九省通衢、商賈云集的城市，運輸販賣云、貴、川、湘、豫、贛、晉、桂等省貨物，抱團成伙，發展壯大，又被稱為長江商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