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啟蒙的少年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統計結果表明，學習“新法”的少年，掌握漢字讀音的速度，比學習“舊法”的同齡人要快。
那么，這個“新反切法”作為一個折中方案，可實施性不錯。
比起一步到位實行“拼音法”，這種改良過后的“新反切法”，更適合現實。
顧野王在給李笠的奏章里反復強調，反切法畢竟是延續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讀書人，都已經習慣了用反切法給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棄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種注音體系的“拼音法”，只會事倍功半。
首先，師資人才不足，因為朝廷即便統一天下，急切間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來擔任“先生”，到全國各地進行教學。
其次，在現有反切法的基礎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廣速度以及人們接受、適應程度，必然要比從頭開始推廣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讓天下讀書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漢字注音方式，降低學習門檻。
在此基礎上，正雅言。
那么，無論是“拼音法”也好，“簡式反切法”也罷，只要能確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實現這一目標，就是好辦法。
而不必拘泥于“創新”，不能為了創新而創新，卻忽略了創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著這些年，顧野王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忽然覺得很慶幸。
雖然梁國的國內矛盾尖銳，百姓生活艱難，但不可否認，梁武帝在文化上，給國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無論是文學，音律還是各類學問，梁國的文人，迎來了將近五十年的好時光。
所以，在此基礎上，他“發明”的鋼琴、管風琴，有大量現成的音律專家以及樂師加以完善，而僅僅知道原理的他，其實是沒有能力完善這種復雜樂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漢語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將后世的“漢語拼音”，和這個時代的現實相結合。
是顧野王這樣的學術權威，讓他的構想變成現實。
他在文化上的各類“創新”，其實大多是提出“創意”，然后由成長于梁國時期的“業內專家”來進行完善。
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在位期間，楚國在文化上的種種飛躍式發展，離不開梁國（梁武帝）打下的基礎。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時節，培養出來的文化人才，讓他有了更進一步的資本。
想到這里，李笠不由得回憶起《魏書》作者魏收，向他說起的一段對話。
當初，東魏權臣高歡，縱容勛貴們貪污，負責整頓吏治的行臺郎中杜弼，覺得這樣不好。
于是，高歡點明現實：
黑獺（宇文泰）在關西（關中，指代西魏），經常利誘關東（指代東魏）諸將去投，如果我不讓武勛們貪污，不給他們好處，他們真會跑去關西。
南邊，那個姓蕭的老頭（蕭衍），專門在衣冠禮樂上做文章，搞得有聲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認為蕭老頭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縱勛貴、高官們撈錢，武官就會跑去給黑獺賣命；
文官、士大夫會跑去和蕭老頭一起吟詩作賦、游山玩水，如此一來，朝廷還怎么維持下去？
這段對話（大意如此），說明梁國的“衣冠禮樂”確實搞得有聲有色，對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強。
以至于讓東魏權臣高歡都有了忌憚。
梁武帝在位期間的文化成就，是實實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書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著在堅韌的皮之上，梁國的文化繁榮，但百姓的日子卻是水深火熱。
所以，當國家矛盾尖銳到一個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時，再繁榮的文化，也只會落得在大火之中煙消云散的結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歷史上那樣，攻破臺城，禍亂江南。
梁武帝苦心經營了將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創造出來的大量文化財富，在戰火過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說，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榮，終究不過是鏡花水月罷了。
李笠提筆，在這字書的首頁，寫下大大的四個字：
以民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