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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時，以農為本，別的行業，都被看作舍本而逐末者。
但在薄賦輕徭的名義下，生產力在短期內得到恢復，社會各界又開始活躍起來，手工業逐漸開始復蘇，至明朝中葉，已經有了“逐末者千金”的說法。
其中最先復蘇的手工業，是紡織業。
紡織業在明代，屬于暴利行業，其發展和明初的重農桑政策是分不開的，當時要求農民有田超過五畝的，必須種植桑、麻、棉各半畝，否則要納絹或棉、麻各一匹。
這個政策，為紡織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加之明初輕視商賈，經商的人數較少，商稅又偏低，一般為三十稅一，對農具和舟車絲布等則免稅。
這樣，紡織業在輕稅的政策下，很快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資本，總是朝著有利潤的方向流動，“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他們開始雇傭織婦紡織，參與市場競爭。
農業和手工業發展了，對各種生產生活物資的需求也相應增大，商業就開始慢慢繁榮起來。
官員們的薪資不高，但享受著國家的賦稅“優免”，家境不斷好轉，明朝中期開始，家有余貲者，自然會想到用這些錢來投資，很多官宦之家開始經營太祖所鄙視的經商活動。
他們有的開設酒樓、店鋪，有的就把錢放高利貸，成為食利階層；有的則干脆開起了當鋪；其他的如販鹽、販茶、開店鋪，采煤、采鐵、搞紡織等等，上行下效，經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朝廷的酒禁開了，礦禁沒有那么嚴了，一些大老板的腰包鼓鼓，這些老板不再僅僅是地主老財一類的傳統富裕戶，更多是靠經商、開礦、冶煉等發財的，所以學界普遍認為，這時候在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永樂時期，明朝的國力達到頂峰，除農業外，各業都飛速發展起來，北京不僅僅是一國的都城，也成為帝國的商業中心，在運河沿岸，一些城市的商業極度發達，貨物往來頻繁，到處一派繁華景象。
以鄭和下西洋為標志，中國的海外貿易也開始發展起來，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大造樓船，水路貨運十分發達，鐵鍋、鐵針等已經向日本、柬埔寨、緬甸、爪哇、呂宋、交趾和朝鮮等國家大量銷售，陶瓷、茶葉、絲織品等遠銷歐洲。
……
然而，封建社會的繁華總是短暫的，明帝國龐大的身軀上，一些地方開始腐爛，大明的國運很快踏上了下坡路。
明王朝的白銀主要是通過海外貿易獲得的，大量的白銀掌握在商人手中，農民賣糧價賤，過后又價漲，反復遭到商人的盤剝。
而朝廷手中缺少銀子難以平抑物價，礙于祖制，又無法對商人加稅，沒銀無法控制商業，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
官員權貴享有“優免”，加之地方“豪右”逞強，宦室富戶們通過飛灑、詭寄、虛冒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逃避差徭，于是大量的賦稅徭役只能轉嫁到貧民頭上。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賦稅徭役日益加重的過程中，貪官污吏又開始盛行，底層農民被各級官員變著花樣踐踏壓榨，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如有一豪家，置田萬頃，他的田畝，侵別人的太多了，便想法勾結官府變亂黃冊，把新收隨意挪移成舊管，來逃避賦稅。
兼并之風日盛，大戶千畝也是一里長，小戶三十畝也是一里長，負擔的歲賦差役則相同，小戶更非傾家蕩產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