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豐收年份尚能自保，碰到荒年，一些農戶今日繳稅，明日就得借貸，搞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大批農民已經無法生存，要不欠稅，要不就只能流亡，明朝特有的流民潮，就在一派繁華中開始在全國各地流動。
早在宣德年間，許多地區就已經出現了較多的流民，蘇州一帶的農民就曾在重租重稅的盤剝下成為流民，積欠的稅糧高達七百九十萬石。
正統時，從山西流亡到南陽的人不下十萬戶，成化年間，流民的數量超過一百萬，有的地區人口“逃亡過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拋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畝，多者一二萬頃”。
流民，日漸成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朱元璋因饑餓，才去當了和尚，仍然無法生存，就投了義軍，終成一代帝王。
諷刺的是，他奮斗一生，所期望的理想社會并沒有到來，沒到百年的時間，他的后代們也給百姓帶來了同樣的流離生活。
明朝政府通過里甲、關津、禁山等措施，竭力防止農民的流徙，有時甚至展開殘酷的鎮壓。
然而在流民的隊伍里，常藏有武器，有秘密結社的組織，也有自己的領導人，于是流亡的斗爭形式便漸漸發展為起義。
這期間，土地兼并嚴重的山東、江西、福建，稅賦較重的江浙、湖廣、四川等地，都先后發生了小規模的農民起義。
其中包括比較有名的山東女英雄唐賽兒的白蓮教起義，這種盛世期的起義尤其引人注目。
接下來，明帝國的日子越來越不輕松，一系列的內憂外患，把一個個皇帝弄得灰頭土臉。
先是宦官們砸碎了朱元璋的緊箍咒，一個個權勢熏天，“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官民隱事”，儼然代天子巡狩的架勢，到處搜刮民脂民膏，民怨沸騰。
再則是邊境不靖，北方有土木堡之變，英宗被虜，一國之君居然成為蒙古人的階下囚；沿海地區，又倭寇為患，不得已之下，朝廷開始實行海禁，一度繁榮的海上運輸漸告衰落……
流民越來越多，起義規模越來越大，朝廷疲于應付，財政支出越來越巨，由于貪污的盛行和龐大的軍費支出，造成朝廷財政非常困難，政府“每年所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所出之半”，沒辦法，只得一步步加重賦稅和徭役。
原來北方“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時已全部征收賦稅；正統元年，朝廷把江南諸省的田賦大部分折征銀兩，叫作“金花銀”，規定米麥每石折價二錢五分；成化時又增為一兩，這就使得農民的負擔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這個時候再加稅，無異于飲鴆止渴，雖能解一時之渴，卻會危及生命，不過朝廷的統治者已經顧不了那么多了。
到了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于南直隸、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銀四十萬，叫作“提編”；以后又陸續出臺了箕斂、派括、算稅契、折民壯等等加派的名目……
豪紳士族有特權免賦免役，貧苦農民的生活愈發痛苦，流民更多，起義更繁，如此陷入惡性循環……
明朝的盛世，繁華而短暫！
在此起彼伏的起義中，至嘉靖末年，盛極一時的明帝國，已如風中柳絮，飄搖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