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四維說出八稅一的時候，心都在滴血大變法以來，趁著天下工商大興和張四維政治地位上升的東風，以王崇古為首領的晉商集團，大肆進軍工商業，獲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
經過七八年的苦心經營，晉商與傳統的淮商、閩商、徽商、秦商、魯商、蘇商、江右商幫等大商幫一樣,新晉為此際天下工商的骨干力量。
這些大商幫本來自有傳統行業，例如淮商此前以鹽業為主；閩商以海運為主、秦商以茶馬為主、徽商、蘇商以典當和絲綢產銷為主、江右商幫以連鎖酒店業為主等等。
至于晉商，發家吃的是“政策”飯，發展到現在則以金融業和鹽業為主。所謂政策飯，實際上晉商骨子里帶著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貢”最為典型，晉商集團通過壟斷漢蒙交易,賺取了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壩之會以后,朝廷全面開放了漢蒙貿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幫也殺入這塊市場,晉商突然從壟斷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虧。在王崇古的調度下，他們一方面鞏固傳統陣地，另一方面大肆進軍內地工商業，侵奪淮商、徽商地盤，并發展出以票號為基礎的金融業現在則晉級為銀行業。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些大商幫赫赫有名，但與朱翊鈞成立的工商集團相比，則如同螻蟻比之大象。大變法之前，有些商幫例如魯商、閩商和江右商幫，主動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團，為之原材料和物流服務，規模得到了極大擴增。
大變法之后，此前依附于皇室的這些商幫近水樓臺先得月,獲得的技術和市場都比晉商、秦商要好得多,因此晉商這些年發展并不如俺答封貢時期晉商善“守財”，卻缺乏冒險基因,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發現并要極力扭轉的。
盡管缺乏冒險基因，但晉商這些年仍然在金融業、采礦業、木材加工運輸業、鹽業等方向取得了極大進展。尤其張四維在政事堂登頂后，晉商團體如同滾雪球一般，急速壯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稅制，張四維則暗暗叫苦。這對任何一個大商幫都是一個壞消息，而晉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來，征收的工商稅都是極低的。課征辦法雖因課征對象不同而異，但對各類手工業品一直采用從價計征，稅率一般為三十分之一，且免稅范圍極廣，凡嫁娶喪祭之物，自織布帛、農器、食物及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物品，以及魚、蔬、雜果非市販者皆可免稅。
但是，對于非商幫成員的工商業者來說，所謂的低稅率其實并不低跟自耕農的稅賦一樣。條鞭法之前，朝廷征收的所謂“田賦”極低，萬歷初年時全國平均每畝4升。這是什么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麥田算，大概百分之四。與戰國時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征收相比，簡直低的可憐。
但是這些正稅加上丁賦、均瑤、力差、雜泛這些其實也算是“正稅”，關鍵是征收環節的低效和層層盤剝，自耕農的畝均稅賦就一下子暴增到了畝產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謂“田賦正稅”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災年，大規模的兼并就不可避免。
商稅也是一樣，隨著朝廷的日漸臃腫低效，財稅不足的各級官府開始大規模設立鈔關收取“船料費”和“車馬稅”；城市則設立“門攤稅”以及各類“雜派”和“攤派”，前面的算是地方稅，后面的“雜派”和“攤派”則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稅環節的盤剝，與田賦正稅一樣，大明實際上的商稅并不低。
現如今工商業的實際稅率大概是十稅一，已經接近朱翊鈞所擬的“八稅一”的稅率。但是對于晉商等大官商來說，雜派和攤派，是沒有人敢收的。鈔關、門攤稅這些，他們也只交少量定額。相對于小工商業者，這些大商幫，稅負大概僅在十五稅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對于皇帝提出的稅率，張四維深感肉疼也屬理所當然這相當于正稅翻倍還多。
而對于朱翊鈞來說，穿越前他是稅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稅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沒有任何秘密可言。畢竟，這才是他的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