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此際三十一歲。本為官場新嫩，但大明官場進步并不一定以資歷論英雄。
明代選人之法，每年吏部有六考、六選。科道官的選舉，初時在六選之中的類選，后改為獨立于六考、六選之外的行取。
所謂‘行取’，即為直接行文取用，無制度上的意義。后世稱之為“說你行你就行......”的翻版。然而明代科道官，其‘行取’有祖宗家法規定。
太祖時期，政權初定。太祖言：“御史臺、提刑按察司等，乃耳目之寄。務能振肅百司，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在他孜孜求治的心態下，科道官的選擇是不問出身，不拘資格，“唯賢良方正是舉”，還有平民百姓當了科道官的。
按照太祖留下的選材原則，后世皇帝增加了制度化，規范化的“行取”規定。“國家定制，必選部寺之英，郡縣之良，老成練達，力有擔當者始授。”
所謂“郡縣之良”，即為知縣、推官的“行取”。此條定制的初衷，即為科道官的選取，不從“初仕”之進士中選擇，必須有工作經驗的，才能選為御史、科道。然而實際執行中不是太好，“行取”比例只能逐年緩慢增加，有時候還有下降。
成化六年，科道官“行取”制度固化，“凡任知縣、推官，由科目出身，歷三年以上，政績顯著者，以次行取，送各道問刑半年。”
成化以后，六科的人員選拔，知縣和推官終于占了一半以上。因為科道能以小制大，成為朝廷美缺。
明初士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者期給事、次御史，再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鵷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
沒有行取制度時，“一考定終身”，成績好的留京，成績差的出外。在外任職的，玩命干到死，不過是兩司郡守，這就到頂了。
有了行取制度，當初的學渣可以走一條“蘭臺捷徑”。一旦被選為科道官，“俟有勞績，兩轉而擢京堂，不期月而簡開府，年例則一歲而轉方面，誠重之也。”，雖然比不得翰林的天花板在內閣，但尚書有望。
余懋學玩的路子，就是“蘭臺捷徑”。隆慶二年中了進士，成績在二甲開外，授撫州推官。后來打通了楊博的路子，以“行取”擢南京戶科給事中。
為防止科道之官和被監察對象勾連，且不塞地方官“行取”之路，科道官最多干“三考”，就是九年。最遲九年后，干的最差的御史、科道回到原級別任用，其余的用不上三五年就升官別任。
六科給事中升級，最少三級，也就是從正七品直升從五品，多數升五級，也就是升到從四品，起步就是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府。也有一下子升七級的，那一般是有了大名聲，或經過朝爭，挨了廷仗，或流放之后起復加官。
但是，就算科道連升七級，若當初參了尚書、侍郎等高官，一旦遷轉，就很有可能落到仇人手里。所謂“官升七級，勢減萬分”，當初怎么吃滴，如今怎么吐出來。
由此制度弊端，明代御史和科道官，除了像海瑞那般志不在升官，每次卻都不得不升的。其余都必選恩主，否則一旦升轉，即為板上魚肉。若無恩主，則不敢參高官顯宦，只能拿四品以下或者勛貴撒氣，且參劾的都是失儀、非法使用朝廷馳驛或者如譚國佐那般朝會遲到等等，既完成了考核任務，也不往死里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