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五年九月末，吏部尚書譚綸任內病故，年五十八。譚綸自幼飽覽詩書，思維敏銳，智力過人，性格沉穩。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在臺州知府任內練兵抵御倭寇，三戰三捷，大振軍威。
后來帶領劉顯、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屢敗倭寇。先后提督兩廣軍務、巡撫陜西、總督薊遼，任兵部尚書。
譚綸是繼胡宗憲之后朝廷最為知兵的文臣，可謂矯矯虎臣、腹心干城。萬歷五年張翰因阻撓變法而去職，譚綸被朱翊鈞任命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
然而就任不到半年，竟然染疾去世，朱翊鈞為之扼腕。和呂調陽等人商量過后，追贈其太子太保，定謚號“襄敏”。譚綸的去世，如斷張居正一臂，在江陵的張居正聽到譚子理去世的消息，為之痛惜。
萬歷五年十月初，接替譚綸為吏部尚書的李幼茲和度支部新任尚書郭朝賓上奏，請皇帝奪情張居正，待其三月假滿，即回京師理事。
經過皇帝先后兩年出考題點明“真孝”，報紙一年多的宣傳，朝廷上下都明白皇帝改“丁憂”制度的決心早定，加上此時朝野政治高壓，奪情之議并未像原時空那般引起較大波瀾。
說實話，對于皇帝改“丁憂”制度，朝廷上下官員心內都有些若有若無的竊喜，誰愿意因為父母之喪耽誤三年？官場生涯又有幾個三年？
萬歷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見于西南，光明大如盞，蒼白色長數丈，繇尾箕越斗牛。原時空引起軒然大波的“星變”如期來到，這次星變和張居正的“奪情”攪在一起，引起了萬歷朝第一次大規模黨爭，也為大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之一。
后世被命名為C/1577V1的彗星，在經過數以百萬年的旅程后，終于到達地球人可以觀測的位置。此際的歐洲，丹麥科學家第谷.布拉赫發現彗星是一種天體，且處于大氣層之外。這一發現，為伽利略.伽利雷“日心說”的發現又提供了一小塊的素材，激發了那顆年輕而天才的大腦，促使他將更多的目光投向天文學。
而在本時空此際的大明朝，望遠鏡的發明和普及才剛剛開始。因為政治的高壓和白色恐怖的氛圍，言官、御史此時近乎失聲，關于“星變”稀稀拉拉的奏本，不過是虛應故事，向皇帝表示此時大明朝的糾錯機制沒有宕機，還在發揮作用。
至于這作用大小，言官們表示，這要看皇帝您的心情，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這些奏本中，無人請皇帝修省，也無利用玄象示異，反倒是有口一詞，要求皇帝下旨，“儆愓大小臣工其恪修職業，以圖消弭。”大家紛紛表示，皇帝沒錯，錯的是我們，我們還沒有領會皇帝要大興變法的精神實質，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才導致老天爺不高興，派彗星來的。
在深宮中養腿的朱翊鈞，曾指示侍從室從頭梳理歷史上所有彗星的記錄，試圖從邏輯上證明“彗星災異說”的謬誤，從而動搖“天命不可違”思想，為變法掃除思想上的障礙。然而很遺憾的是，這次“謬誤證明”最終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侍從們以史料上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彗星這玩意的出現，大部分確實和災異相關。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從試圖反證：災異是一種常態，彗星是一種變量，兩者重合并不意味著災異和彗星有相關性，畢竟歷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災異和亡國之兆并沒有彗星作為呼應。
這不失為一條好的宣傳路子，但駁倒這一論點也非常容易：誰規定“天”只用彗星這一種方式來示警的？地震、大水、異形的動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質，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說”不過是對皇權無可奈何之下的約束手段。因為它從邏輯上的自洽，要推翻這一學說非得科學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鈞想利用歷朝歷代被天人感應思想影響的史官所作的記錄，來證明彗星無關乎災異，相當于拿史官的刀來削他們的把兒，簡直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