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科學昌明二十一世紀，相信天人感應學說的還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災異，已經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鈞想起這個年份，心里面也照樣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遠的朱翊鈞，只能約見朱載堉，向他提出關于彗星的一些設想，并讓他組織皇家格物院的天文專家進行驗證。
另外，兩京的報紙上，也出現了一些彗星和災異之間的討論文章，正反兩方爭論的不亦樂乎，對朱翊鈞來說，不過聊勝于無罷了。
......
彗星和張居正的奪情之議，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動蕩，不過是因為現在皇帝用刀子開了無雙——無人敢做杖馬之鳴。
但這并不意味著皇帝的變法詔書在貫徹過程中就一帆風順。相反，因為皇帝和張文明遇刺引發全國性的大案，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紳為代表的基層統治階層，很多成了無腦黑，連變法的內容都沒搞清楚，就開始抵制變法政策的實施。
他們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項縣政的實施，都離不開鄉紳族老對本族的宣貫和帶頭，他們只要對縣衙官員來一個集體的避而不見——就能讓一縣之政大半停擺。
更別說，好多鄉紳還通過本族子弟控制著縣學，而縣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評，縣學學生在士林中給出差評是縣官不可承受之重。
萬歷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時候，人數已經超過五萬，近千豪紳因此破家。而他們的姻親故舊，近乎能聯絡上全國小半以上的士紳。出于對錦衣衛亂興大獄的抵制，變法在帝國基層的阻力極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擠下壓，死的心都有了。
萬歷五年的大明帝國，醞釀著變亂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處去。
這些鼎沸的壓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學者在考慮國家的興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發全國性的大討論——皇帝的遇刺和張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隨著兩件事的各類八卦謠言，變法的內容也散布到帝國的各個角落。
當然，壓力最大首當其沖的，還是以王通為首的錦衣衛。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將錦衣衛中、高層家眷按照自愿原則，換了身份搬離故土。他本人則搬入親軍都尉府，日夜指揮這太祖以來第一大案。
駐南京的錦衣衛同知楊俊卿，他的家卻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壓力紛至沓來，讓屢次親自拷問董劍雄無果的楊俊卿終于明白——楊家到了站隊的時候了。
是秉承著和大多鄉紳站在一起的立場，平反冤獄？還是站在皇帝的立場，以是否反對變法為準繩，消滅反對的聲音？這是一個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而楊俊卿也終于看清楚，皇帝為什么沒有像張居正一樣，對于謀害張文明的幕后真兇有必得之心。張居正要報殺父之仇，當然復仇的對象越準確越好；皇帝則要通過一南一北兩個大案，將變法反對者從統治階層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張文明案的幕后真兇，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國南方的錦衣衛在楊俊卿的指揮下，不停的順藤摸瓜，要搞清張文明案的真相；駐扎京師的錦衣衛指揮使王通，則命令各級錦衣衛收集反對變法者的名單——大清洗近在眼前，楊家將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