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徐階為代表的江南縉紳，被皇帝一連串的手段打的暈頭轉向，而且報紙的興起，更是剝奪了縉紳在士林清流中的話語權，讓他們的抵抗完全沒有掀起浪花。
而皇帝和張文明的先后遇刺，更是給朱翊鈞強力清理、壓制縉紳以正當性和口實。經歷了白色恐怖的南北縉紳，對于朝廷清丈的詔旨，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接受程度完全出乎張居正的預料。
而對于勛貴占地和隱瞞戶口，朱翊鈞則采取了贖買的辦法。鹽場拍賣，以土地換積分的政策，將勛貴的土地收割大半。隨后，朱翊鈞放風勛貴，讓其中大地主將注意力放到海貿上，以英國公為代表的勛貴又吐出了大量的土地。
對于最難啃的宗室，朱翊鈞利用宗室改革，大棒加胡蘿卜一起上，土地問題解決的也相對較好。
這三方，就是原時空對清丈和一條鞭法抵觸最強烈的三股政治勢力。被朱翊鈞一番操作后，清丈工作開展的非常順滑——就算其中有一些雜音和抵抗，也是局部問題，并未引起全局的波動。對于這些小問題，張居正手段齊出，給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朱翊鈞看來，開啟了殖民地模式的大明，人地矛盾將來會得到極大緩解。至于現在為什么不更進一步跨到“鄉紳一體納糧”，主要是出于以下考慮。
一方面，經過測算，在全面清丈和編戶之后，朝廷全面加強了士人免稅額度的管理力度，“鄉紳一體納糧”所增加的賦稅寥寥無幾，與朝廷所付出的政治代價完全不成正比。
其次，“鄉紳一體納糧”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況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稅。這與朱翊鈞將來用免稅手段調節社會管理的目的相悖。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時空的一條鞭法其實已經比原時空進步——士人的免稅是以退稅的形式實現的，也就是他們先交了賦稅，然后朝廷按照其免稅額度予以返還。
從表面上看來，這種政策好像是脫褲子放屁，本時空除了王國光等寥寥幾人外，幾乎沒人看得懂這是什么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層工作量之外，沒有什么用處。
但稅務處長出身的朱翊鈞深知，這絕非多此一舉。先交稅后退稅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將“賦稅人人平等”這一概念深入人心，讓所有人都養成交稅的習慣；其次，將來隨著財政松緊變化，可以隨時調整退稅的范圍和稅率。到那時候，這些退稅過程中留下的數據和資料，將極大的減輕新稅征收的工作量。
再次，“鄉紳一體納糧”還是雍正在康熙“永不加賦”這一所謂“仁政”的基礎上，將口賦并入田畝的一種稅收政策——這將給工商業乃至城市化發展起來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帶來極大的阻力。
最后一條，丁口賦的收繳，也保護了清丈和編戶的成果——使全國性的人口統計變成了常態化的工作，有利于朝廷施政。
因上述原因，朱翊鈞權衡再三，并與內閣詳細分析研討之后，新出臺的一條鞭法并未跨到“鄉紳一體納糧”——不過是“實事求是”使然耳。
原時空條鞭法推行過程中，江南小民蒙其利，多以為此乃善政。而在北方，一條鞭法的推行過程中因為貨幣投放量和流通雙不足，反而在局部地區變成了惡法。
北方農民在繳稅季集中賣糧，因為糧食市場不如南方發達，造成了“錢貴糧賤”的情況，極大的增加了他們賦稅負擔。而且原時空北方吏治敗壞甚于南方，導致在征稅過程中，地方官濫增“火耗”，也變相加重了賦稅。
在本時空，朱翊鈞和張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條鞭法時，有意識的在朝廷南北和邊地都選擇了很多州府進行試點，較為充分的暴露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