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朱翊鈞所布局的工業聯合體，因為礦產資源的關系，其生產環節放在北方居多，進而強化了帝國北方的市場經濟，變相增加了帝國北方的貨幣投放量。
更因為本時空發生了“李朝斗跳河救母”事件，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朝廷大幅增加了京官的俸祿，進而將大量白銀投入了北方的流通環節，客觀上緩解了“錢荒”。
至于散碎銀兩熔為官銀過程中的火耗問題，朱翊鈞則直接把雍正皇帝的“火耗歸公”抄了過來。
在萬歷五年的時候，朝廷給京官大規模加俸祿就導致了很多地方官的不滿——我們干著基層最苦最累的活兒，升官比京官還慢，如今工資還差一大截子，這不是逼著我們貪污嗎？
然而當時的朝廷確實無法支撐給全天下官員加俸，只照顧京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否則再來兩個李朝斗那樣的，皇帝的臉還要不要了。
但不給地方官加俸祿，潛臺詞其實是地方官有來錢的道兒，他們不需要加俸——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好的導向。但在未實行條鞭法之前，朝廷也不可能再給小民加稅用以養廉，因此這兩年這事兒就一直拖著。
條鞭法試點后，有些地方官利用火耗上下其手，部分比較黑心的竟然收到到三成，屬地民眾的賦稅反而加重了。但試點么——本就是要充分暴露問題的。
因此伴隨著條鞭法全面推開實行的，還有后世雍正皇帝的“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政策。經過大量的數據統計，試點州府因為白銀質量的不同，火耗平均成本為三分。于是朝廷明令規定火耗為百分之十三，多加一分即以“貪贓”論罪。
所有火耗均由布政司統一收繳，造冊之后統一向下發放。詔旨上說：“與其州縣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
這種制度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是直接增加了地方財稅收入，提高了地方應對災害的應對能力；其次確定了俸祿和養廉銀相結合的收入制度，將地方原來的橫征暴斂，隨意加賦的自由裁量權取消，灰色收入轉為明面上的補貼，降低了**風險。再次，統一規定了火耗標準，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將火耗歸于布政司還帶了一個好處，是增加了省級地方政府對下級的掌控力。按照當初鹽政改革的設計，售鹽區的劃定是以縣為單位的。這政策直接造成了縣富而府、省窮的局面，不利于省、府兩級對縣治的掌控。
如今火耗歸省支配，朝廷允許布政司出臺本省的養廉銀發放標準，對于各省因地制宜的治理增加了一個強有力的抓手。
而養廉銀的發放，反過來又拉大了地方官與京官的收入差距——以萬歷八年年底，侍從室出身的四川巡撫王廷贍為例，其養廉銀高達五千五百兩，接近其年俸的十倍。
京官雖然眼饞這高收入，但并不十分羨慕。因為此際朝廷的政體改革還沒有深入，地方官的幕僚等人員都需要官員個人給開工資，因此養廉銀暫時還不能造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