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應志看著眼前的滾滾人流，不停地擦著滿臉的油汗。任職海關關長已經三年多，他從未領到如此艱巨的任務：僅在最近的兩個月，從廣州港出海的人數已經達到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三人。
整個廣東的海商都被動員了，他們將承擔著將這些人運輸到海防港的任務。朝廷已經下發了最新的條令，拍賣朝鮮、日本、南洋的航道，而要想取得拍賣資格，必須拿到各地海關出具的承運貢獻文書，沒有文書的海商，家里就算是有金山也沒資格進入拍賣場。
這當然不公平，但海商們也沒辦法。本次拍賣將按積分法，承運移民貢獻占了一百分滿分中的二十分。任何有志于海上貿易的海商不可能讓自家得十九分——每差一分，都需要在拍賣時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銀。
這將是整個中國海貿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饕餮盛宴，能否得到百分之一的海運股份，將決定著這些海商家族世代的榮辱。實力不足的家族，要么被大海商吞并，要么轉行：拿不到許可證就算海匪，將面臨海軍的無差別打擊。
廣州港已經駐扎了一艘新式軍艦，凡是看過那炮艦的人都興不起繼續走私的念頭。巨艦共有上下兩排密密麻麻的舷窗，舷窗后面全是火炮，就算兩千料的大海船遇到了，也只有被轟殺成碎木片的份兒。
海商們看見了那如同帶魚一般瘦長的船型和鱗次櫛比的船帆之后，加速逃跑的念頭也隨之打消。這艘軍艦不用出海，這些海商也知道它絕對具有遠超過商船的速度。
走投無路的“海商”們只有按照皇帝給他們劃下的道兒，將歷年所積，沾著污血的金銀財寶拿出來，購買“大明海貿總商社”的股份。有了股份，就有許可證——有了許可證，此時無論拿出來多少，將來都能掙回來。
政事堂對朱翊鈞的“巧取豪奪”無語，因為這**裸的搶錢手段經過皇帝的包裝，竟然變得有些冠冕堂皇：規范化管理誰能說不對？打擊走私誰能說不對？再說了，這些金銀皇帝也沒拿一文到內帑，都做了“大明中央銀行”的儲備金。
又有錢了！鑄幣廠和銀票印刷廠同時開工，等待兩京銀行成立之后，立即投放新式貨幣。王國光算了一下銀票的成本——認為如果能夠大規模流通，朝廷將永無錢荒之慮。
反對的聲音當然會有，很多人認為朱翊鈞搶錢上癮，準備復制太祖發行寶鈔的套路搜刮民財。朱翊鈞命令報紙連篇累牘的報道，聲稱每發行一兩銀票，持有者都可以在銀行換出等重量的白銀。
這當然不可能——僅火耗錢就能把朝廷的財政掏空。但寶鈔給大明群眾的心理陰影太大了，開始的時候只能這么宣傳，并控制銀票發行量接受群眾檢驗，直到大家養成使用紙幣的習慣后才能超發。
朱翊鈞學過金融，知道發行準備金六倍以內的紙幣就算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此時的大明，別說六倍，就算超發一倍，一旦出現大規模擠兌，老百姓民變算是輕的，搞不好直接扯旗造反了。
經過長時間思考，朱翊鈞決定下旨，向天下商民道歉并回收民間寶鈔——這將是朱翊鈞登基以來，第一份罪己詔。
罪己詔在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算是一件極其重大的政治表態，將輕松化解朝廷面臨的貨幣發行的難題。朝臣因此對朱翊鈞的人品高山仰止——認為他作出了極大的犧牲。
其實，尚書以上的政治家心里很清楚，皇帝這份罪己詔其實是對太祖、成祖和仁宗濫發寶鈔的一次政治清算。
輿論普遍認為，寶鈔的事兒與朱翊鈞無關，他其實是為太祖、成祖和仁宗背了黑鍋，但后世子孫給祖宗擦屁股，也算是孝行和講究人。
王國光曾經反對皇帝下罪己詔回收寶鈔，他認為宣宗早已廢除了寶鈔流通，朝廷不必背負兩百年前的政治負擔。再說，百年來朝廷除了給王爺們發祿米和賞賜，早就不再使用這玩意——現在的寶鈔就是廢紙。
王國光當然是對的，但朱翊鈞認為，要想妥善處理新幣發行問題，罪己詔有其必要。另外，回收寶鈔將有利于新幣的推廣——朝廷要想盡快打開銀票的局面，就必須在“寶鈔”的問題上給天下萬民一個說法，至少要消除人民群眾對紙幣的陰影。
事實證明，這回收寶鈔絕對算是一記妙手，而且朝廷僅付出了很小的經濟代價。因為朝廷回收寶鈔按斤算錢，每斤寶鈔不管其中金額大小，價值一枚萬歷銀元，就算外面有成噸的寶鈔，每噸也不過兩三千枚萬歷銀元罷了——比廢紙回收價貴些，也算挽回了朝廷的一點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