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豪強狼狽的模樣，像極了后世種草特斯拉的小可愛們。
而面對這種‘務必自愿’的舉族遷徙，地方豪強們往往是毫無辦法的。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漢室的大環境，與后世最大的一處不同：漢室初，是沒有‘世家’這個概念的。
很簡單的道理：真正有傳承的家族，幾乎全都在秦統一天下、秦末戰火，楚漢爭霸等發生在短短幾十年內的大規模戰爭，給清洗的一干二凈。
而在秦統一天下之前，華夏大地還曾經歷一段長達上百年的諸侯紛爭時代：春秋戰國。
在這樣一段跨越世紀的戰爭年代，能順利活下來，并保留家族傳承的，幾乎不可能是大家族。
——在冷兵器時代的戰爭期間，‘兵’和‘匪’，實質上并不是兩種生物。
再怎么正義的軍隊，在那個時代，也都會通過‘攻下某城，宰大戶犒勞將士’來激發士卒的戰斗意志。
再加上漢室初，作為執政學派的黃老學，極其推崇‘y一夫五口治百田’的小農經濟，以及小政府政體，就使得漢室初，很難有‘豪門望族’生存的土壤。
而漢室唯一可能屬于‘豪門’的陣營，便是以開國功臣為主體的徹侯勛貴們了。
可漢室的開國勛貴，相較于后世也同樣特殊——漢初的勛臣，除了一個躲進大山里修仙的留侯張良之外，很少有人愿意偏安一隅。
就連開國時將軍都算不上的申屠嘉，都在歷史上的文帝一朝官至丞相，就足以看出這一點——漢初的勛貴，普遍都是有政治抱負的。
這樣的一個群體，根本不可能甘心在封地欺男霸女，而是會像現在的徹侯勛貴們一樣，無所不用其極的留在長安，只求九卿出缺之時，自己能‘近水樓臺先得月’。
在原本的歷史上，文帝劉恒在陳平病逝之后，就是以‘徹侯勛臣多眷戀長安，丞相（周勃）為百官之首，當為天下先’為名，借口讓周勃給百官起個表率作用，把周勃趕回了封地。
可即便如此，文帝朝的勛貴徹侯們也絲毫沒有離開長安的打算；從周勃離開長安之后，第二個離開長安，回到封地的徹侯，還是十幾年后，因為黃龍改元之事而被劉恒罷黜相位的北平侯張蒼。
也就是說，唯一有能力禍害地方的徹侯勛貴集團，根本不需要劉弘去擔心——這幫貨，巴不得劉弘一輩子不攆他們回封國！
沒有底蘊深厚的世家、也沒有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再加上‘學閥制造機器’的儒家還是弟弟、徹侯勛貴們又都自愿久留于長安，就使得漢室初的‘地方勢力’，只剩下一種可能。
——憑借貿易，在漢室鼎立后短短十幾二十年內積累下大量財富，并以此壯大起來的地方豪族。
也只有憑借商貿發家的地方勢力，會甘心在鄉下從農民嘴里刨食，而不去長安闖蕩。
——蓋因在漢室，‘商賈出身’這個政治成分，幾乎不亞于后世開國時的‘大地主’。
既然地方豪強，都是通過世俗所鄙視的商賈貿易，才具有強大實力的商人，那在中央的政策下，自然是沒有什么反抗余地了。
要知道即便是在后世，商人也同樣無法對國家大政指手畫腳；杰克馬的壟斷路，也是在一次約談之后戛然而止。
在輿論對商人階級極其不友好的漢室，面對國家‘強自遷徙’的命令，商人階級能做的，也只有遵從。
當然，在這個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時代，見多識廣的商人們無疑算是‘精英’，既然是精英，自然也會知曉‘狡兔三窟’之理。
但在漢室毫無商量余地的陵邑制度面前，商人們為自己留的所有退路，都將失去意義。
——遷徙地方豪強，并非是如皇帝登基那樣幾十年發生一次的低概率事件，而是每一位西漢皇帝，從登基的第二年開始，就開始周期性的遷徙地方豪強！
通常情況下，漢室皇帝駕崩，儲君繼位之后，并不會立刻將當前年改為‘新帝元年’，而是繼續將其作為先皇的最后一個紀年。
直到新皇登基后的第一個十月初一（年初），新皇才會正式改元元年。
于十月改元元年之后，法理就算是站穩了，熬過冬天，等開春過后的三四月份，漢室的皇帝就要在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就開始著手自己的皇陵。
原因無他：陵邑越早建成，就能越早的從地方割韭菜，把豪強強制遷入關中，以緩解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