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設計，遵循的原則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這和西方近現代普世法制設計的“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不同。
法制設計的兩個規范對象，一是私權，二是公權。也就是私人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政府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寧當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設計思想，其利弊所在。
優勢很明顯，就是達到了私權和公權上的平衡，公權為合法私權服務，概括理解為：合法的公權既保障合法私權之權。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權為重。
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皿煮自由主義。
按照這個理論，政府完全是為了保障合法私權而存在。政府的公權力必須受到合法私權的嚴格制約，凡是沒有明確法律授權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無授權不可為”。
這種理論的發源基因其實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業社會的“無政府自由主義”。
在他們看來，政府公權力的出現，只是無奈之舉，是仲裁大家私權力的公共契約，是底線保障體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權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實現最公正的個人私權。
這就是后世西方人為了皿煮自由無所不用其極的內在原因。
那么，西方這種法制設計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寧都認為，是對“公”的解讀有誤。
西方把“公”，當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對立。公私權力之間，被定義為零和關系。
對“公”的解讀出現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會治理難題的根本原因。使得因為私權對公權的制約，導致私權的惡性變異。
比如，一個連殺幾人的罪大惡極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還要進行人道關懷。
道德是私權的質量，是私權的審美。可西方以法律為唯一懲罰依據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過來千方百計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沒有做壞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認定他有罪。西方現代經常發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壞事，但法律層面卻無法定罪的案例。
因為法律的表現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約束漏洞。也就是“法網必疏”。西方越是有錢人，就越是能利用資源尋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寧的眼中，用華夏傳統哲學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論解讀，公又是什么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么？無私。
這就是道之陰陽的轉化衍生。西方人怎么會明白呢？
簡而言之，公權力的存在，遠不僅僅是保障私權，還要優化私權在質量、時間、空間上的彈性和精神物質上的文明高度。
公權是為了更多的私權，更大的私權，更好的私權，更長久的私權。所以是“大私”。
當私權和公權發生沖突，私權就要讓步。當更多的私權和公權沖突，那么公權就不再是公權，而是轉變為私權，新的公權產生。
這就是陰陽轉化。
本質是道，不是法！
公權力不需要刻意制約，公權力只需要保持不變質即可。也就是，只有變質為私權的假的公權力，才需要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