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想得美。
在明國修撰的華夏全史中，這些都要明確的記錄下來，記錄下來那些所謂為國為民的“忠良之士”們是如何“為國為民”的。。
如此才能揭露舊封建王朝的帝王將相們為了一己私欲到底把國家民族置于何地，到底把百姓置于何地。
如此的歷史，才是最真實的歷史，有助于蘇詠霖徹底撕碎封建社會的溫情面紗，將它的丑惡面貌大白于天下，讓人人警醒，人人戒備。
有了這層關系在其中，蘇詠霖覺得就算自己死了，不肖后人想要把路走回去，也不會那么容易。
國史司的史官們大多數成長于封建教育之下，多數都是原先金國、西夏的史官被留任的，明國自己轉職的史官還不多。
所以他們對于蘇詠霖的這種要求感到震驚，他們從未想過一個皇帝居然會做出這樣的要求。
這對于他自己來說真的是好事嗎？
不過這些史官雖然在思想上比較保守，但有一點好處，聽話。
自那位著名的不便透露名字的李世民陛下希望觀看自己的起居注并且獲得成功之后，儒家史官們最后一層遮羞布也被皇權毫不留情的撕下來了。
于是他們很充分的發揮了老祖宗的精神，越來越聽話了。
皇帝怎么要求，他們就怎么做。
蘇詠霖不管想做什么，他終究是皇帝，皇帝提出了要求，他們當然遵照命令去做就是了，反正天下不是他們的。
所以這個命令在國史司內推行的十分順利，這些有著專業素養的史官們對于政治斗爭自然是耳濡目染，且非常善于修飾，可要是不修飾，秉筆直書，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過這遠遠不是蘇詠霖需要做到的。
他需要的是形成一種全新的史觀，一種全然不同于儒家史觀的歷史觀。
為此，他抽出時間撰寫文章。
花費了一些業余時間，蘇詠霖寫下了《記錄歷史需要為尊者諱嗎》、《歷史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從三易回河說起》、《我們的歷史觀念需要重新塑造》、《帝王將相家譜背后的民眾血淚》等四篇文章。
這四篇文章里，蘇詠霖初步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觀念。
然后以自己本身讀史的感悟，對儒家史觀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將歷朝歷代所謂正史形容為【帝王將相的家譜】。
他要以明國皇帝的身份對過往的官修史書進行最為兇狠且強烈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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