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云和的這番話還是驚嚇到周圍的娘子們，哪有女郎家公開討論開戰掠奴的啊！
云和也有些窘。
這時還是高岳圓了場，他就人力的話題，對各位軍將僚佐家的娘子說：“諸位勿憂，其實棉田的人手也好解決、”
“哦，愿聽大尹的灼見。”幾位娘子笑嘻嘻地說到。
高岳便說，馬上我興元府要遵照圣主詔令，率先分“田士”和“將兵”，此后將兵專事訓練，田士則半軍半農，按照朝廷度支司規劃的比率，我興元府原本有官健一萬一千，土團四千，而今統統取消，劃一為將兵、田士，另者本鎮的支州郡又增鳳、興二州，本尹還要兼鳳興都團練使，兵額經由圣主和度支司許可，增加到兩萬（其實兩萬這個數目里，高岳原本給朝廷報的兵額是一萬五千，現在又加了五千，實際有兩千人還是屬于掛虛籍的）——也即是說，將兵馬上只需八千（實額七千），本尹準備重新規制，而田士足有一萬二千（實額一萬一），本尹計算過——原本興元府的屯田主要集中于三地，山河堰、黃泥河，還有洋州月河谷，用田士六千五百足矣。其后主要對西蕃用兵，故而興州略陽、鳳州河池成為重地，故而本尹準備將余下的四千五百田士派遣至這兩州屯田，主要就是麥棉合種。
“增加的兵自何而來？”云和好奇地詢問姊夫。
“增兵四五千耳，一千自本府所管的五州內招募，其余的也很簡單，讓出去回商的船只或小校，帶著我興元府的紙札，自各地招募就行。”
對此高岳很有信心，因為這時的唐朝，已不復早期那般對民眾的人身控制力，為何如此說？
因為兩稅法已取代了崩潰的租庸調。
租庸調制度下，賦稅也好，勞役也好，軍役也好，都是落實到個人頭上的；
而兩稅法呢，朝廷和地方采取了分稅的方法，說白了，朝廷不管這州這縣誰在管，也不管這田誰在種，只要你把你應對朝廷的那份“上供”的稅給攤派到位就可以——沒錯，這就意味著中央朝廷對民眾的人身控制力在崩潰，這一旦松開，民眾起碼有了選擇被剝削方式的“自由”，我可以種田，我可以經商，我可以做工，當然當這幾條路走不通時，我還可以當兵。
當兵的自由必然帶來做兵的自由，價值觀就是：誰發餉就給誰賣命，誰讓我餓肚子就砍了誰。
皇帝不發賞賜，咱們就要挾節度使去打皇帝；
節度使不發糧餉，咱們就作亂，殺了節度使，再擁戴一位（或者朝廷派一位來）就成。
所以唐朝如今方鎮，問題的根子不在于節度使，而在于依附在各個方鎮內，一群群“自由”的兵，以當兵吃糧為職業的兵，對中央和皇權觀感淡薄的兵，殺節度使玩兒似的兵。
河朔、淄青和淮西等方鎮為何能長久割據，就是這群兵成了氣候，形成桀驁不馴的地方武力集團，朝廷光靠“換湯不換藥”的平叛戰爭，是無法在根子上逆轉這種局面的。
不過此刻高岳卻要利用這種“自由”，“本尹在府中增設數十軍校、要籍，實則督押貨物至各方鎮回商貿易，順帶把募兵的紙札攜，貨銷完后，船就帶著募來的兵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