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泰伯篇》中，出現了這么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兩千多年來一直被別有用心的人胡亂解讀，成了統治者的遮羞布。直到后世，人們對這句話的理解也充滿了爭議。
比較主流的理解是：對于老百姓，只要讓他們按照統治者的意志去做就行了，不能讓他們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做。
這就是典型的愚民思想，千百年來，不論中外，不論東西，不論統治者用什么樣冠冕堂皇的理由，控制百姓的思想，都是他們統治的核心。只要人的思想被統一了，就不會生出禍亂。
統治者對這句話如獲至寶，因為孔子在人們心中一直是圣人形象，《論語》更是讀書人的道德規范標準，孔子和《論語》，就是金科玉律，任何人都不得質疑。
要求百姓機械化地實行統治者的意志，對于統治階級來說，控制思想，從而穩固江山，就非常容易了。
但是，要控制思想，實行愚民政策，就必須讓百姓們少讀書，書讀得少，思想就會固話，自然容易控制。否則百姓學的越多，懂的越多，控制起來不就越難了嗎？
所以，對于諸反對司馬珂的士族官員，就拿這句話來攻擊司馬珂，認為司馬珂創立郡學，為黔首提供上學的機會，而且還廣印經書，公開出售，會讓百姓思想活躍了，就不會在安心接受統治，從而生出禍亂，影響大晉江山的穩固。
然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很顯然被錯誤的理解了。孔子提倡仁愛，提倡有教無類，這種“愚民”思想和孔子的主張是相悖的。孔子第一個創辦私學，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他如果要愚民，又怎么可能辦學，讓普通人接受教育呢？
聽到司馬衍發問，司馬珂微微一笑，緩緩的說道：“《尊德義》有云：‘民可使導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故微臣以為：‘由’者，導也；‘知’者，折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民可使導之，不可使折之’也。孔子首創私學，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豈會不使民知之？”
按照司馬珂的同樣引經據典的理解，孔子這句話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強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導（由），不能以暴力去強迫、去壓服（折）。
《尊德義》同樣是先秦戰國時期的經書，據傳乃孔子或其弟子所作，司馬珂以《尊德義》為據，來理解孔子這句話，也是極其有說服力。
司馬衍頓時愣住了，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司馬珂見得司馬衍不語，又用極其嚴肅的神色，對司馬衍道：“世家大族，把控經書學識，進而把控朝堂，以致皇權式微，而士族尾大不掉，昔日有‘王與馬，共天下’，此是何其荒唐可笑？唯有讓黔首及寒門崛起，打破世家高門的壟斷之勢，方可正君威，懾群臣。而黔首及寒門崛起，就算千家作亂，亦不如士族一家之亂，而其聯絡千家作亂，何其之難？故此，士族勢大之患，千倍于黔首之患，還請陛下三思之。”
司馬衍心頭一震，他當然明白并深刻的體會到司馬珂所說的話，若非司馬珂橫空出世，此刻的他恐怕依舊是世家豪族手中的傀儡，非但萬般不得做主，就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究根結底，還是因為士族過于強大，導致皇權被架空，如同擺設一般。
剎那間，司馬衍頓時又想起當年那段朝不保夕的膽戰心驚的日子，想起石頭城的那個小倉庫，想起母親上吊的尸體，想起自己當年的茫然無措，心中如同醍醐灌頂一般，腦海中瞬間一片清明。
司馬衍緩緩的站了起來，居然恭恭敬敬的朝司馬珂一拜：“皇叔果然一片丹心，朕近日險被諸士族所誤，還望皇叔見諒。”
司馬珂也趕緊站起身來，還禮而拜：“微臣身為大晉之臣，又乃宗室，豈敢不盡心盡力，為大晉及陛下效忠。”
這一刻，君臣之間，所有的隔閡，又化為烏有，恍惚之間，兩人又回到了數年之前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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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康宮，司馬珂照例去拜訪陸玩和何充。
陸玩倒是對司馬珂依舊充滿熱情，畢竟江東士族與司馬珂還是淵源很深，而且一向沒有過節。雖然他對司馬珂的辦學及印書出售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卻也不像諸北方士族那般激烈的抵觸。況且，江東士族一向對北方士族反感，所謂“北傖南蠻”之爭，依舊很是激烈。再加上陸納在司馬珂帳下聽用，陸玩自己的三公之位也是當初司馬珂極力推薦，故此陸玩依舊是代表著江東士族站在司馬珂的這一邊。
但是，到了何充這邊，這個昔日對司馬珂有扶持之恩的司徒，卻似乎冷淡了一些。王導去世，庾亮被殺，郗鑒病重且一直力挺司馬珂，北方士族的力量受到了極大的削弱，隱隱之間，何充便成了北方士族之首。
受諸葛恢、蔡謨等一干北方士族的影響，何充也逐漸被同化，對司馬珂暗地里也頗有不滿。何充對司馬珂的不滿主要有兩點，其一是司馬珂幾乎掌控了全國七成的兵力，同時掌控了六州之地，外加北地諸郡，過于勢大；其二便是司馬珂廣印書籍出售，郡學之中也廣招黔首子弟，認為日后恐惹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