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國家耕地面積和土地產出的增長是遠遠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的，清代耕地比漢代增加百分之三百，平均糧食畝產從兩百多斤增加到了三百多斤，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畝產的增加與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土豆和玉米這兩種外來作物事實上對于古代社會的影響雖然確實巨大，但也確實沒有那么大，事實上一直到今天，這兩樣也不是咱們國家的主食，特別廢地不說，早起的土豆玉米也達不到現在的畝產。
所以古代人口的暴增到底是不是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呢？是，但不全是，甚至于都并不是最主要的那個原因。
反倒是攤丁入畝，永不加賦等手段，才是清朝人口暴漲的真正根本原因，這里要分清楚，稅和賦是兩種東西，康熙說的是永不加賦，而不是永不加稅，賦，簡單理解差不多就是人頭稅，有些現代人事實上已經理解不了這個概念了，事實上這劉協現在免征人頭稅的政策和康熙差不太多，沒有本質的區別。
（個人其實也不太喜歡康熙，康熙有些政策確實很惡，但公允來說康熙之惡不能抹殺永不加賦這四個字的重大歷史意義，評價歷史人物沒必要非大帝即麻子，好像一個好人就不能有污點，一個壞人就不能有閃光點一樣）
然而人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上面的那組數據說明，宋明清三朝相對于秦漢來說，人均糧食產出的數量是一直在減少的，而資本主義萌芽事實上也是因清朝時四萬萬人口壓力實在太大，而給壓斷的。
很簡單么，因為人多，所以人工相比于土地和實物來說相對價值就低么，因為地少，有限的糧食必須確保要種植足夠的糧食作物，壓縮經濟作物的耕種面積么，開工廠的收益就不如買地種地來得穩妥，生產加工的價值就遠比不上原材料本身的價值么，任何提高勞動效率，解放勞動力的生產發明，都特么是反人類的么，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下，上層建筑建設的奇葩而又畸形也很正常么。
人少地多的時候，人，才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所以秦漢唐的國家政策和豪強的精力都放在了人口上，宋以后，國家所關注的重點就逐步從人口轉移到了土地，因為人均生產效率實際上的降低，國家能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到的剩余價值也在減少，尤其到了清代，人頭稅幾乎已經不怎么收的情況下，直接對人的控制就變得極為松散了，說句殘忍的話，四億人死一半，只要耕地面積不減，國家財力恐怕都不會大規模衰退。
朝廷在關乎老百姓的死活的時候收益自然也會跟著降低，富戶地主對佃農捆綁，也自然就沒必要像莊園經濟這樣嚴格了。
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因為經濟模型的變化，不管是國家還是豪強，其實力都是越來越弱的：人均勞動產出在減少，能榨取的剩余價值反而變少，因為人多管理成本反而增加，所以國家職能與豪強權力都在因為生產成本超過生產收益，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收縮，對人的控制力和動員能力嚴重下降。
具體表現為，國家從基礎生產環節和底層社會管理中退出，朝廷對百姓的組織動員能力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而持續的下降，秦漢以及初唐時期幾乎都是以義務兵役為主要的兵役手段，朝廷可以隨時將普通百姓拉出來編練成軍上戰場，戰斗力往往還挺強，統治者對外族幾乎只考慮打不打的問題，而不考慮打不打得贏的問題。（包括魏晉南北朝，但這個時期比較復雜，這里不解釋了，有興趣來我書友群共同討論）
而唐代中后期以后府兵制全面崩潰，作戰的基本都變成了職業士兵，朱元璋時雖然仿照漢唐建立了衛所制度，但衛所制崩潰速度之快卻遠遠高于漢唐，很快就徹底淪為了惡政。
這樣的結果就導致國家命運，或者說朝廷命運與普通百姓個人命運脫鉤，底層百姓的人身依附于土地而不是國家，于是在滿清入關之后，只因承諾了現有的土地結構，則北方大地很快就被平定，反倒是康熙時因為滿人圈地，導致北方大地處處烽煙，極端點說，在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普通民眾為了賺錢不惜爭著搶著幫外國侵略者們運輸物資，也是因為如此。
四億人一人一口吐沫確實也能把八國聯軍淹死，但四億人并沒有理由去向侵略者吐吐沫，反而因為八國聯軍開出來的工資較高，京師附近的老百姓爭先恐后的成為了八國聯軍的輔兵，迫不及待的幫著他們狠狠的在清庭的尸體上踩上幾腳。
所以事實上，擁有四億百姓的滿清，雖然在國力上確實是封建王朝的頂峰，但朝廷所能自由調動的國力，卻反而是比較低的，到了中晚期，恐怕比之魏晉也強不出多少去了，打不過一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日本蕞爾小國，也自然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國家國力不等于政府力量，古今中外這都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