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件中，唯一鐵定的，就是唱戲的楊生和官家小姐韋女私下結婚了，這是律法明確反對的。大夏律例關于良賤不婚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是保護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賤民不會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只有那些大戶豪族的家奴，才有實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規定，為家奴娶良民的家長（主人），要打八十棍子，當然這門婚姻也是作廢的。如果為家奴娶了良民后，為了規避法律，還將良民入籍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這顯然保護的是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窮苦百姓。所以劉知易才認為這條法律還算公平，愿意站楊生有罪。
當然這條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從來只能相對公平，做不到絕對公平。比如法律只禁止賤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納妾青樓女子，這是男權的問題，顯然男權比女權大，而且漠視了賤民的權力，基本上沒把賤民當人。但這跟這一條律法無關，本條律法絕對是在男權社會、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階層不平等的基礎上，在法律的能力范圍之內，盡可能保護最廣大普通人的一條善法。如果沒有這條法律，林花父親那種王府豪奴，不可能只娶一個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針對楊生一案，憑借最樸素的情感，大家覺得楊生值得同情，兩情相悅，發乎于心，對這些法學年輕士子來說，正是最浪漫的時候，更加同情楊生和韋女。另外縣令判決有些問題，楊生按照當地舊俗搶親，被誣告成了誘拐，以最高刑罰判處，如果說縣令自己沒問題，劉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認為公道，當即反駁：“楊生搶親，于法不和，實為強掠。”
又有人反駁：“叔父誣告，為財而來，縣令污判，同流合污。若此案公道，還有天理否？豈非縱人行惡？”
這個反駁很給力，有牽扯到一個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導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惡，就是最大的法理問題。
劉知易繼續反駁：“叔父或有貪財，縣令或有受賄，但楊生搶親，于法不合，判楊生者，法也，非縣令也。若以叔父及縣令為惡，而定其判決公道，豈非本末倒置。切記，法不誅心！”
叔叔明顯是沖著韋家的遺產來的，縣令受賄幾乎可以斷定，可這不影響判決的結果。受不受賄那屬于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楊生用了法律不承認的方式，搶走了韋女，這就是強搶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個誘拐，并不過分。法律不能因為人的動機，而對案件本身產生差別對待，法不誅心。
又有人反駁：“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各地風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論。”
這是一個現實，這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族權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實行家法，家法與國法有很大沖突，因為目的不同，國法是為了維護國家統治，家法只關心一家之興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長以家法殺人，比如對家族里的寡婦偷人，浸豬籠沉水塘，官府不太干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國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設法藏匿，經常與官府沖突。
風俗介于家法與國法之間，一般情況下不會跟國法沖突，畢竟風俗也是導人向善的，可因立場和目的不同，在細微處就有了差別。不能因為共性的不沖突，而否定差別時候的優先性，劉知易認為，在國法與地方風俗出現沖突的時候，應以國法為準。
在推及開來，劉知易還覺得，這是一個海洋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區別。劉知易考過司考，學的當然是大陸法系。他站大陸法系，因為這是國情。海洋法系誕生于部落時代發展而來的民族國家，同一個部落，風俗相同，因此可以讓不專業的民眾參與審判，便于平息民憤。大陸法系誕生于帝國形態的國家，管理的民族眾多，風俗各異，讓民眾參與，以風俗判決，容易產生糾紛，同樣的案子，在某地一個判法，到另一地會是另一個判罰，不利于和諧。另外大陸法系本身，就是帝國進行移風易俗，統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顯然屬于大帝國，適用于大陸法系。
劉知易馬上道：“倘若判決依托風俗，那么楊生案在越郡審判，楊生搶親是風俗，可以不算誘拐。那么放到京師呢，假若韋家叔父來京城告御狀，是不是這風俗就不作數了。諸位在太學辯法，是不是也該依京城風俗，不認搶親風俗？”
劉知易駁斥有力，奈何對手眾多，依然有不服氣的，而且激蕩起了法家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