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頒行時，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
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后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的不虛示。”
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里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制論處。
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余人，均賜鈔遣還。
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
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
韋寶覺得朱元璋的這些作為，可以當作中國封建文化**主義的標本。
朱元璋以為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可以使《大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明廷**統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歿后沒多久，四編《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置腦后了。
明代中葉，陸容說：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于一時而收違于身后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
《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韜向皇帝上疏說：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今生儒不知誥、律久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宜申明舊令，學校生員兼試以律，仍令禮部以御制《大誥》諸書刊行天下。
幾本枯燥的書，韋寶卻讀的是津津有味，因為韋寶也痛恨官吏！
從書中，韋寶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變，《大誥》主要管的是官員。朱元璋本身因為自己經歷更加痛恨貪官，所以大誥的懲戒也更加嚴格，甚至到了變態地步。
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
“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入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朱元璋對法律極為重視，同時由于元末明初之際，法律破壞嚴重，所以制定明律十分迫切。加上李善長有“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因此《明律》是以《唐律》為本所制定的。
韋寶覺得法律是由兩個字組成，即“法”和“律”，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律，指的是國家頒布的社會規則，例如“殺人償命”。律是冰冷的，機械的，不講人情的，它只講究執行、執行、執行。法，不是一個具體的條文，而是在無數的條文基礎之上所提煉出來的一種理念，一種精神。它不在乎一個具體的規則，而是強調一個公平、正義的理念。一方面要講規則，講執行；另一方面要講公平，講正義。兩邊兒合在一起，才叫做“法律”。
所以說，古代沒有法，只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