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豪斯醫生那樣，依靠一個五到六人的醫療團隊，包治所有可能的疑難雜癥，從現實角度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多專科，那么多不同的疾病內容，僅憑五六個醫生是絕對不可能全部都有辦法應對的。
孫立恩在遠程會診辦公室里，看著屏幕上的眾多陌生面孔，以及語速快到仿佛正在freestyle的帕斯卡爾博士，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這東西……真的挺好用啊。
遠程會診辦公室自從投入使用到現在為止已經超過了六年時間。而這個投資頗大的設施六年中只運轉了大概不到二十次。其中還有接近一半的次數是為了測試設備能不能正常運作。
和很多沒有特別豐富人脈的醫生一樣，孫立恩一直都覺得遠程會診其實有點“面子工程”的意思。畢竟這玩意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個釘釘而已——通過遠程PPT和語音視頻交流，讓身處其他地區的專家參與診斷。
但這一次，土包子孫立恩算是開了眼。遠程會診中，身處大洋彼岸的專家們不停的提出著各種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治療方案。光憑這些復合的復雜方案，這場會診就算值回了票價。
放在平常，誰會提出先對患者進行基因測序，然后再根據測序結果選擇IL-2R（白細胞介素-2受體）和早期撤出激素抑制的免疫方案？
“這個患者情況非常特殊。”帕斯卡爾博士在二十分鐘內連續否決了多種常規免疫方案后，逐漸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們需要為她制定一個特異化的免疫抑制方案——為了有更好的術后康復和發育情況，我個人更傾向于早期撤出激素抑制。”
激素抑制免疫是最常見的臨床免疫抑制方案。但它的影響也是最為廣泛的。除了會抑制免疫系統以外，它同時還會嚴重影響到人體正常的生長發育，并且提高患者的心血管風險。這種影響在青春期前的兒童身上體現的最為明顯。
“我們也缺乏應對這個年齡段肝硬化患者的經驗。”遠程會診的肝病專家毫不遮掩的表現出了自己的無奈和不滿，“患者體內的病毒載量還是有些偏高。最保險的方法應該是繼續治療乙肝，等載量低于檢測水平再進行移植。”
“這個話題我們已經進行過一次了。”帕斯卡爾博士說話，那位兒科的專家毫不客氣的插嘴道，“就憑患者現在的身體情況和條件，等她的乙肝病毒載量被壓制下去之后人早就死了。”
另一位專門從事器官移植的專家對兒科專家的意見表示了支持，“不要把這個患者的情況和其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搞混了。她所接受的肝臟本身就算是廢物再利用。所以不用太在乎器官的持續工作時間——只要新移植到的肝臟能夠堅持的比原本預計時間久，那就算方案成功。”
移植方案和移植之后的免疫治療方案中，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需要盡量保護被移植的器官。別人捐贈的器官是非常貴重的資源。一旦被移植的器官因為各種原因無法繼續使用，那往往就需要進行第二次手術，切除掉被移植的器官。
失去了移植器官，對部分患者來說尚可接受，但對更多的患者來說，這就和判了死刑差不多。但“尚可接受”的患者也不是就沒有危險——當人處于免疫抑制下再次進行手術，術后感染的風險會被放大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