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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戶口的多寡與古時國家的貧富有直接關系，與當下徐州能否兵強食足也一樣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荀貞對增加戶口一事非常地重視。
和荀彧討論定下增加戶口的幾個辦法之后，荀貞觀閱有關田畝的簿籍。
民為國本，田為民本。
沒有足夠多的田畝數量和糧食產量，首先百姓不能富裕，其次也養不起兵。
本朝以來，田畝的總開墾數目大多時期都在七百萬頃上下，有時多點，有時少點。徐州地區不算天下的頭等大州，和內地比不了，但較之前漢，農業方面已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太平時，州中亦有數十萬頃良田，只是現下戰亂，民戶既少，被用來耕種的田地自也就少了。
因為鐵制農具、牛耕等的廣泛使用，以及代田法的普及和區田法的推行，漢家畝產的糧食量與先秦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今一畝上田年可產糧四石，中田亦有三石。
荀貞覽閱簿籍，州府統計出來的去年徐州全年的糧食產量總共不到二億石，漢制田稅三十稅一，去年一年全州田稅收入的總數不到五百萬石，較之太平時，已少了很多。
因為州刺史只有監督州部郡縣長吏之權，而無軍政之權，所以郡國收到的糧、錢等賦稅原本是不需要遞解到州的，原先的徐州也是如此。直到陶謙掌徐州后，前期因要與黃巾作戰，需得有錢糧整建部隊，州府從而才逐漸地掌握住了州內部分郡縣的糧錢收入，但在陶謙時期，他并沒有能把州部內所有的郡國錢糧都收納入手，仍有一些郡縣脫離在外，未被掌控。
比如荀貞在廣陵任太守時，陶謙曾多次問廣陵要糧錢，荀貞大多數時都沒給他，又比如彭城薛禮也是一樣，有時給州里些，有時則不給，再比如瑯琊國，糧錢收獲悉入泰山軍兵營，州府亦不能得。陰德為何要攻泰山兵？其中一個主要的緣故便正是因他堂堂一個國相，卻管不了郡中的錢糧財權。陶謙遣笮融去下邳當國相，又叫他督下邳、廣陵、彭城三郡錢糧，實也是無奈之舉，不派個自己人去，錢糧就收不上來。
當然，和陶謙那時相比，現在州里的情況已經好了很多：至少東海、下邳、廣陵三郡的錢糧收納沒有半點問題，雖然瑯琊、彭城仍還沒有直管，但在把臧霸從瑯琊調出，用荀成入鎮瑯琊，再又任了陳登為瑯琊相后，盡管泰山兵的日常供需現還是由瑯琊出，可州府卻也不是半粒糧、一文錢都收不到了，至於彭城，荀貞已經在軍事上完成了部署，對彭城形成了壓制和震懾，接下來，便要在錢糧征收這一塊兒上對彭城下手了。
總之，單就目前來說，去年全州的四百多萬石石田稅，能被州府掌握到的有五分之三多，但這五分之三的田稅，并不是全部都能被州府得到。
首先，各縣要自留一部分。
一個是用來給縣屬吏發月俸。
縣屬吏皆是由縣長吏自辟，故而月俸不由國家出，而是由縣中出，郡亦如此。這也是為什么時人“視郡為國”的一個緣故，辟由郡縣，俸之發放也由郡縣，怎不視郡守為郡君？
前漢時的官吏月俸以錢為主，本朝明帝前，因國家初建，戰亂的影響未消，谷貴錢賤，官吏的月俸以谷為主，明帝后至今則是錢谷各半，一半給錢，一半給谷，比如百石吏，每月得錢八百，米四石八斗，這個“四石八斗”不是粗糧，而是脫殼去皮后的精糧，亦即一個百石吏每年需要發給月俸精糧五十七石多，通常一個縣寺，從功曹、主簿到最低級的書佐等，包括鄉級吏員，多則近八百人，如洛陽縣編制內的員吏共七百九十六人，少亦有一二百人，其中固非皆百石及以上，可總的加在一起，每月的月俸開支也是不小。
月俸開支是一部分支出，再一個是“月食”，也即凡縣寺“有秩”以上的吏員都可以在縣寺的縣廚里無償吃飯。“有秩”即有一定的品秩之意，任命至少要經過郡府，有印綬。荀貞早前在西鄉當薔夫時做的就是“有秩薔夫”，比小鄉不稱“有秩”，只稱“薔夫”的要高級。
五日一休沐，除休沐日外，縣吏的工作、休息多在縣寺里，縣中得管飯，這筆開支肯定不能和月俸的開支比，但徐州共計六十余縣，一年下來，用糧也是不少。
月俸、月食，都是用在吏員身上的開支，其次，還有郵傳開支。
郵傳費用的開支很大，郵傳建筑如有破損，需要修繕，這是有關錢的，且不說，只說和糧食有關的：過往吏員、軍情傳遞，凡住宿於郵傳中的，郵傳都需按對方的品級給予不同標準的伙食供應，低級點的官吏，每食三升米，高級官吏不但供米，還有肉，甚而酒，此外，還需供應馬料，馬料通常是粟米，同時，不單是供應來往吏員的馬匹食料，很多郵傳自養的也有馬，按照規定，一匹馬日供食料為一斗粟，一斗菽，按一匹馬算，一月便是粟、菽各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