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浮華交會”之風的盛行是由多種原因綜合而形成的。
孟子云“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首先便是因為士人有極大的參政熱情。察舉制下，勢必會出現“以名取士”的情況，為求名譽，所以士人們就熱衷於交游，相互標榜，至有不愿交游的竟會成為另類，比如章帝時的魯丕就因“杜絕交游”而使“士友常以此短之”。
其次，本朝初時，“浮華交會”還多只是表現在不專注儒業，互相交援求名，以求出仕，而隨著宦官、外戚輪換專權，政治環境漸不利於士人之后，士人出於“以天下為己任”的本能，交援求名的活動便逐漸轉變為品評人物、議論時政，遂結成了不同的政治團體，也即“結黨”。
以上兩條是本朝的政治環境造成的原因，此外，還有文化上的原因。
文化上的原因也可略述為兩條。
首先，是政治對文化的影響。
漢家制度，本以經學取士，諺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而隨著“以名取士”現象成為主流，并及政治日漸**，通經致仕的道路又遭到斷絕，那么，經學對士人們的吸引力自就不比以前，與其埋首典籍，孜孜不倦，不如交游結黨，聚眾造勢，從而通過輿論來提升自己的名望，得到入仕的機會，同時品核公卿、臧否執政，亦達到影響、甚而左右朝政的目的。
其次，是經學內部本身的緣故。
“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地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嚴守師法、家法使學生思想保守，缺乏創新，這就使經學失去了自身更新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對經學典籍內容的注釋、解說越來越繁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甚至“篇目兩字之說至十余萬言”，如此細碎、“妄煩”的注釋、解說，也使經學的發展失去了活力。
士人們的“浮華交會”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對這種繁瑣經學的革命，是一種士人們擺脫傳統經學束縛的思想解放潮流。——發展至魏晉，乃有玄學之大興，“竹林七賢”的放蕩形骸，固有海內兵亂，朝不保夕之因，究其濫觴，未嘗不是對經學革命、對解放束縛之發展致使。
綜上四條原因，政治、文化各方面交匯在一起，遂乃有了當今士人“浮華交會”之風的盛行。
浮華交會有其進步、積極的一面，然對一個政權的統治者而言，也有其反動、消極的一面。
如荀貞、曹操等，包括袁紹、張邈等，可以說都是浮華交會的獲利者，他們雖俱出自名族、豪家，可名族、豪家的子弟多了去了，正是通過浮華交會得到了好的名聲，他們才能更輕易一點地就從眾多的名族子弟、各地士人中脫穎而出，進而得到了創基立業的機會，可當他們創基立業之后，浮華交會卻又會成為制約他們、以至阻撓他們進一步發展勢力的阻力。
在原本的歷史中，曹操因此而殺掉了不少的“名士”，在他寫給孔融的警告信中，他寫道“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余矣”，殺氣溢出紙外，事實上，不止曹操殺，劉表在荊州也殺了劉望之，荊州士人由此而“皆自危也”，劉備在蜀中也殺了彭羕、張裕等，殺張裕時，諸葛亮上表為他說情，劉備答以“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雖是芳蘭，可生長在門戶中，妨礙進出，也只得除掉，孫策在江東就更不必說了，他族姓不顯，遠遜劉表等，為穩固政基，更是大殺四方，血流成河。
說到許劭身上，原本歷史中，他到徐州時，是陶謙主政，陶謙雖沒殺他，對他“禮之甚厚”，可許劭卻不能自安，對他的徒眾說“陶恭祖不是真的待我好，我不如去之”，遂去了揚州改投劉繇，而當他離開徐州后，陶謙即收捕了寄居在他那里的賓客。可見，陶謙對許劭這等浮華領袖也是存有忌憚的，只是迫於徐州的外壓，為不使徐州士人離心而才沒用痛下殺手。
和曹操等一樣，荀貞對“浮華交會之徒”也是有警惕的，不止是因為他意識到隨著他勢力的增強，一些浮華交會之徒必會成為他擴權、集權的阻力，并且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緣故。
他認為:浮華交會是導致魏晉盛行清談的一個緣由，清談之風的盛行，又導致了許多“名士”徒有其名，無有其實，譬如現今的青州刺史焦和，名氣很大，沒有一點實干之才，沒一點干才就又導致了西晉之滅亡，五胡之亂華。被石勒殺掉的西晉之清談宗主王衍在死前嘆道:“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他的這句感嘆，荀貞自是不知，但對西晉的結局荀貞卻是知道的，所以他更早地就察覺出來了“祖尚浮虛”的大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