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家軍營里回來，趙元休和劉娥又一頭扎進千字文里。經過五天的背誦，他倆把千字文大概背下來，書中有幾處他倆理解的不一樣，想不到竟吵了起來。
第一處是“墨悲絲染，詩贊羔羊”，這里的墨應該指墨子，墨子為白發染色不褪而悲傷，詩經里因此有羔羊篇傳揚。這個大概意思兩人理解是一致的，但是他倆不知道羔羊篇說的什么。
于是趙元休找到《詩經》，翻到《羔羊》篇，朗誦道：“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起初兩人還是一陣懵圈，接著仔細琢磨這篇《羔羊》的意思，應該是說士大夫身穿一件羔皮袍，素絲合縫做工巧，逍遙踱步慢悠悠，公餐飽腹已退朝。三句話基本上是這個意思。但是結合上一句“墨悲絲染”，是一種悲戚之態，下一句怎么描寫士大夫飽食終日樂逍遙的模樣。
趙元休認為這是一種對比，墨子悲戚，士大夫逍遙，這是比喻有些官員不思皇恩終日尸餐素位之舉。但劉娥認為“詩贊羔羊”一個“贊”是就是贊美之意，這是說士大夫辦完公后就餐時的美妙心情。
兩人爭執不下，說不得還得請動畢士安來解惑。
正巧，畢士安不請自來，見他倆爭執，問明原由后，就說：“你倆過于執著于句義，此后一句可算無感情色彩，只是用于上下文辭章之美罷了。”
趙元休知道這說的就是平仄、對仗、押韻之類的辭章美，和劉娥稍作解釋后，劉娥也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
平仄韻腳屬于聲韻學，并非從《詩經》開始，那時人們創作大多隨心所欲，只需要吟唱最終落到韻上，對詩句內的字詞使用沒有要求，通順表意即可。
直到三國曹植開創了文字修飾的先河，文辭優美雕琢，在詩歌創作上氣骨高舉，詞彩華茂，情深雅正，卓爾不群。曹植在文辭修飾上占盡天下靈氣，在聲韻學方面也是鼻祖。東漢時期佛教流入中原，用的是印度的梵文和曲調。
曹植潛心研究佛典，為了便于吟唱，他用自己的文采翻譯佛經，以配合印度原來的音調。在這過程中，他發現了漢字發音的一些規律，創造了“梵唄”，于是對漢字的聲調發音開始了基礎性研究，是中國聲韻學的開端。
曹植之后，文人們開始重視文字的華美以及朗誦吟哦時的腔調，詩的創作開始走向工巧之路。聲韻學出現了許多學者，如周頤《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王斌《四聲論》，張諒《四聲韻林》，劉善經《四聲指歸》，這些研究者各有側重，但是將漢字讀音劃分為四聲可以說是共同的認知。
南北朝時期著名詩人庾信、鮑照、謝靈運、謝朓都是聲韻四聲作詩的支持者。南朝的宮廷注重享樂，對這種美化詩歌音樂性的方法也是支持的，上行下效，以四聲韻入詩便成為主流。
詩歌發展到唐朝，通過初唐文人對六朝齊梁體的抨擊，詩風歸正積極昂揚，題材豐富多樣，宮廷詩人在四聲韻、對仗、黏連這些規則上創造了格律體規范。近體詩（格律詩）成型。
當時的宰相許敬宗發現四聲韻相對于格律詩來說還是復雜，于是在武則天欽定下主持編制了一部聲韻書。這本書直接把四聲韻針對格律詩簡化為平仄，把四聲中的“平”和“上去入”聲分為平仄兩部分。
格律詩中被評為第一的當屬“詩圣”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首《登高》不僅對仗工整，在押韻、平仄上也標準，讀起來郎朗上口，抑揚頓挫，抒寫了杜甫長年漂泊的痛苦，孤獨無依，老病孤愁之感。詩格調卻雄壯高爽，慷慨激越，高渾一氣，古今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