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張居正的話，萬歷十分能理解張居正此時的擔心。大明歷史上曾經有三次整飭驛遞的大行動。
第一次是嘉靖年間，計劃裁撤30%至50%的驛站，修改了《給驛條例》，減少財政支出，把節省下來的錢一半充作軍費。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卻整出來了大問題。
驛站一減少，地方官府確實減少了驛站的經費，但是驛站負擔并沒有減少。來往的官吏們照樣在驛站大吃大喝，用車用馬，以至于全國驛站的工作人員鬧起了罷工，還有人干脆棄職逃跑。
當時東南抗倭戰斗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驛遞系統出現了這樣的大問題。東南地區的重要緊急軍報，竟然要花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傳遞到京城。最后不得不中止了整頓計劃，一切又重新回到原樣。
第二次是張居正主持的整飭驛遞，他吸取了嘉靖年間整頓失敗教訓。并沒有規定裁減經費的硬性指標，而是抓住了“官員特權”這一要害下手。還把改革驛政，直接納入到各地省級一把手的考核內容。
最后，成功的把全國驛政花費縮減了30%以上。節省了近百萬兩白銀，為民眾減少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可謂是官員特權受損，而國家財政和民眾得益。但在張居正死后，一切又故伎重演，重新回到了原來的軌道。
第三次是崇禎皇帝的驛政改革，這一次的政策比較激進，就是一刀切的政策。直接要求裁撤減少60%的驛站，而且要求幾個月之內要完成。于是大量的驛卒驛夫下崗失業。
當時陜-西約占全國驛遞總數的十分之一，原有四萬多驛卒驛夫。在這個激進的政策下，突然兩萬多人下崗失去謀身之道，其中最出名的”快遞小哥”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這兩萬多驛卒驛夫有的落草為寇，有的則又和流民亂軍攪在一起，就這樣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張先生，朕覺得驛遞之亂的根源在于，驛遞的官文傳遞職能和為官吏出差提供沿途供給的職能攪在了一起。如果把兩者的職能分開，而后再整頓，也不必這般投鼠忌器。”
“把驛站、急遞鋪、轉運所這些機構重組，新成立郵政局，可以稱之為大明郵政。郵政局只負責公文、軍報傳遞，同時也可以經營民間私信的遞送。郵政局不再承擔沿途接待，廢除《給驛條例》任何人都不允許私用，任何人不得動用郵政局的車、馬、船等官產。”
現在的體系相當于郵政和招待所的混合體，驛站的郵傳功能慢慢在弱化，接待功能倒成了日常事務。那些數量更龐大的急遞鋪，反而承擔著公文傳遞職能，也沒有去那些小小的急遞鋪打秋風。
一個國家的郵政體系，是必須掌握在國家手中，由國家直接管理和經營，哪怕是賠錢，國家也必須養著。只有通過一些多元化、商業化的業務經營來減少國家的財政負擔。
“皇上，成立大明郵政，臣認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大明郵政經營民間私信，這恐怕......”張居正認真思索了一下，然后說道。
“張先生，這么多的驛站、急遞鋪、轉運所，如果只傳遞公文、軍報、官信，那是很大的浪費，也是國家財政的重大負擔。經營民信不會增加什么開支，還可以對財政所彌補，更重要的是經營民信，也算是一種便民惠民的舉措。”
“皇上，民信和官府公文攪在一起，那出了問題怎么辦？”
“這個簡單，官府公文、軍報等和民信用不同郵包區隔即可。如果運力出現不足時，公文、軍報優先遞送，民信可以延后處理。”
此時朝廷有驛遞系統可以利用，民間的信件傳遞則是有一些私人開辦的民信局來收寄。不過那些民信局的覆蓋范圍并不是很大，如果新組建的郵政局開放民信業務，在此時無疑是非常有況爭力的。
“皇上，那新組建的大明郵政還是放在兵部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