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漢室官員，哪怕處在史官這樣一個超然的位置上，司馬遷也是需要講究政治正確的，但從《史記》當中，我們卻絲毫不見這樣的態度。
對于曾有‘軍事叛逃’污點的李廣，司馬遷的評價是：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勇于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
這個評價，在不知情的人看來，或許李廣真的是出色的將領，是一個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結合李廣‘私接梁王將軍印’的政治污點，無疑是帶有極其濃厚的主觀色彩的。
對司馬遷借此評價，來歪曲后世人對李廣的解讀，我懷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還有便是司馬遷對李陵的評價：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成，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斗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一句‘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與歷史中判漢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頗具諷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馬遷意圖遮掩李陵判漢，洗白李陵污點，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圖。
第三點：身處時代。
眾所周知，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歷史人物，大約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對于李廣、李陵等人物，司馬遷或許還能勉強談得上‘親身經歷’‘親眼見證’，但對于發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間的諸呂，司馬遷的信息獲知渠道，應當是只有‘道聽途說’這個來源的。
至于通過皇室檔案、帝王起居錄獲知真相這個渠道，也可以排除。因為和現代人印象中的‘史學世家’不同，司馬遷的家族絕算不上什么歷史淵源的史家。
從司馬遷家族的族譜當中，我們就不難看出這一點。
司馬遷八世祖：司馬錯，秦國武將；
六世祖：司馬靳，秦國武將；
高祖：司馬昌，秦始皇時期鐵官；
曾祖：司馬毋懌，漢高祖時期市長（市集吏長）；
祖父：司馬喜，無官職，五大夫爵位。
直到漢武帝劉徹恢復‘太史令’這一職務，并任命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為西漢第一任太史令，司馬家族才和‘史家’一詞沾上了關系。
司馬談被武帝劉徹任命為太史令，也基本可以確定為：專門負責記錄武帝劉徹的豐功偉績，傳于后人。
在此之前，漢室高皇帝時期、惠帝劉盈時期的皇帝起居錄，也是有極大概率在文帝登基之后被‘修正’過。
而在當時，先有秦始皇盡焚六國史書，后有項羽火燒咸陽宮的時代背景下，司馬遷卻在《史記》中，以‘記史’的名義寫下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這無疑足以讓人懷疑司馬遷著史的資料來源。
通過這三點，辯證的分析過后，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司馬遷著史，總體上保證了對客觀事實的闡述，大體歷史脈絡沒有問題，但對于漢武帝之前，尤其是呂后駕崩之前的歷史史實，司馬遷并沒有具備絕對說服力的資料來源，對于部分歷史人物的描寫，司馬遷也沒能避免主觀情感的影響。
到這里，我們再回過頭去看待史書上，似乎毫無存在感的周呂侯呂澤，或許就清晰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