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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景龍元年十二月，有僧慧明私筑法壇于渭南。日食突現，天降流火，毀法壇于一炬。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覲見，欲掩其師弟慧明之罪。上怒，下旨削黜慧范，放于家！又以失察之罪，貶渾天監正監豆盧柄為衢州司馬，少監王福重為桂林縣尉。”
“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彈劾僧眾造寺奢靡無度，誦經者只知有其教，不知有其國。上甚以其言為然，乃令各州縣清點地方珈藍，非朝廷特許禁止再擅自營建。停發戒牒三年，以觀后效。”（注：這兩段文字是筆者胡編的，非正史）
《唐書-本紀四》
史學家手中的筆是冰冷的，也是睿智的。發生于神龍三年，也就是景龍元年十二月初的法壇爆炸慘禍，被他們以短短幾句話，就一筆帶過。至于法壇爆炸時的血腥，以及圍繞著法壇筑建以及日蝕出現的龍爭虎斗，皆略過不提。
而后世家的目光卻是敏銳的，并且總是帶著一絲溫情。從史學家留下的字里行間，總能挖掘出令人興奮，或者扼腕的內容，然后增補潤色廣為傳播。
至于活在當時的人，大多數情況下，都顧不上考慮自己會在歷史上留下怎樣的痕跡，也不會考慮后世怎么演繹自己的想法與作為。他們只是努力為眼前的世界而活著，并且盡量不讓自己將來再為此刻的選擇而后悔，而已！
事實上，單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歷史的車輪每一次轉向，都是當時許多人的合力在推動。這些來自不同人的力量，最初方向未必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然后互相組合，疊加，抵消，才讓歷史的車輪在原來的軌道上稍稍加速，或者稍稍偏離。
對此，作為時空穿越者，張潛感觸頗深。
對照他所了解的歷史，如果沒有他的出現，大唐的下一次抑制佛門行動，也會發生在十年之內，李隆基任命姚崇做宰相之時。
他利用來自另外一個時空六百六十多年后，也就是元末明初時的碗口炮，轟爛了和尚們建造的法壇，讓和尚們利用日蝕逼迫朝廷向佛門讓步的計劃，毀于大火。結果，也只是將這個抑制行動提前了幾年而已。而抑制的力度，比起姚崇那次，卻打了極大的折扣。
“救時宰相”姚崇的業績，作為歷史考試的一個重點，被張潛記得很清楚。此人做宰相之時，曾經一次就裁撤寺院上百座，勒令還俗僧尼一萬兩千余人。而張潛這次動用了超前六百多年的科技，還獲得了張說、畢構、李嶠、蕭至忠等若干大佬的鼎力相助，也只不過是將建造寺廟的審批權收歸了朝廷，并且暫時停發了三年度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