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更是能征善戰，可謂是戰功赫赫，其也正是憑借在軍事領域的成功，極大的鞏固了其政治地位，以至于后世諸多權臣都以之為榜樣。
后世演義中，漢末三國時代魏國的曹操、司馬懿；蜀漢政權的諸葛亮、法正、蔣琬；東吳的魯肅、陸遜、諸葛恪等人似乎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掌握著一國兵權。也正是由于故事太過于膾炙人口，以至于很多讀書人想當然地以為他們就是文人，其實扇扇子的是諸葛亮，但“羽扇綸巾”其實是周瑜。
歷史上出現這種現象，趙昺以為其實是與當時的歷史環境相關。從商、周到魏晉的歷史，人才培養和信用體系并未出現明顯的文、武分野。例如春秋時代，孔子首開“有教無類”的私學先河，但課程卻不僅限文教；商周時代的大小貴族為了維系在宗室中的政治地位，往往文武兼修，商王帝辛便不僅“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更兼膂力過人，可以“手格猛獸”。
這種“文武合一”的教育模式，顯然僅適應于春秋那種“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的低烈度戰爭形勢。隨著“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戰國時代來臨。各國開始通過內部改革來擴大軍隊的規模。
在這種“農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冊籍”的背景之下，為了“忽悠”更多的人加入軍隊，自然必須建立起全新的升遷體制。赳赳武夫正式躍升為各國的新貴階層。那些“知兵”的文臣更是將歷史舞臺讓位給了白起、廉頗、王翦、李牧等戰國名將。
秦漢雖然一統中原，但卻面對北方游牧民族不斷南下的挑戰。因此，一度延續了戰國末期“重武輕文”的政治格局。周勃、周亞夫父子先后拜相，衛青、霍去病以大司馬的名義開設幕府干涉國務的情況下，文臣能夠保住原有的政治基本盤都算不錯了，自然不敢奢望能夠染指軍權。
好在，漢武帝劉徹并非一味崇尚武力，在其所倡導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體系下，文臣集團逐漸抬頭。不過西漢末年以文士自居的王莽家族之所以能夠權傾朝野。靠的并非是道德文章和儒林名望，而是其家族之中先后有五人出任大司馬、掌握著兵權。
在兩漢之間的亂世中，起兵于南陽的劉秀最終脫穎而出。但坐穩江山之后，他不得不給予曾鼎力支持自己的地方豪強更多的優待。使其依托著雄厚的家底和壟斷官爵而形成政治影響力，很快便形成了門生故吏遍天下的門閥體系，察舉制也很快成為“拼爹”游戲。
東漢末年以曹操、袁紹為首的門閥子弟與以劉備、孫堅為首的地方豪強以各自的方式在這場亂世中火中取栗。雖然由于各自教育背景的不同，曹操的文學修養較之其他漢末群雄要高上一大截。但從其履歷來看，曹操從洛陽北都尉、騎都尉起家，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初的職務也是司空、行車騎將軍事，可謂是純正的武將。
作為曹魏帝國的掘墓人，司馬懿是以丞相府“文學掾”的職務被征召的，卻很早以參與軍事機要。其在曹丕生前雖深受信任，但鮮有軍功，位列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