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于江南仕元的儒士進行了無情打壓，奪其功名，收其財產，斷其后代入仕之路，措施可謂十分激烈。而這些手段也在短時間內讓他得以主導了輿論，消除了蒙元對儒士階層的影響，此后又通過開科取士、興辦官學及通過學以致用的討論打壓理學，進而推廣新政，也加強了對其的掌控。
但對北地儒士的態度上，趙昺事實上是心存芥蒂的，畢竟大宋失去中原已經二百年，一直被異族統治，他們早已忘記故國，并為敵正名不惜修改典籍，篡改圣賢之言。而今一朝讓他們放棄顧往舊主，轉投新朝，別說他們感到屈辱，自己也難以一時接受他們。
所以趙昺在發動北伐對于北地儒士的態度并不明朗，而是模糊對待，凡是投靠元廷，或是依附豪強權貴，抵抗王師的皆視為敵人，堅決予以消滅。而對于那些所謂普通儒戶，則視為普通百姓，并沒有刻意加以打壓，也為出臺優待政策。
但趙昺也理解他們的心情，從北地儒士角度看，故朝已遙遠，異族早為正統，現在改朝異代乃家國奇變。對深受儒學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既要承受社稷傾覆、制度崩壞所造成的流離之苦和心理恐懼，又要忍受新朝鎮壓，不得不投誠效順的精神屈辱。
如此巨大的變故讓北地儒士階層陷入了不知所從的精神困境，對許多人來說當國家覆亡的消息傳來時，最初的沖動可能都是赴死，而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壓力也應該越大。他們此時的想法可能與宋亡之際很多江南儒士相似，讓陳識時和馬端臨等同樣經歷的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也就不奇怪了。
“陛下，京中朝臣們獲知北地消息，以屬下所知可能并非通過地方奏報，而是私人間的書信。”張頌這時插言道，“當年蒙元侵入江南，擄掠和征辟了諸多儒士遷往北地，他們中得以入仕者并不多，很多人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也有些人隱退鄉野講學”
“這些人不乏與當下朝中官員，在野名儒大家，或為同窗，或為同僚。王師攻入中原后，他們得以互通書信，其中必然會涉及其見聞和告知自身處境，當然也可能有求助之意。”
“誰不誓捐軀，殺身良不易”趙昺輕聲吟誦道。兩句詩當然不是出自他手，而是出自明末清初的十六歲少年夏完淳的自嘆，頗道出了他在經歷改朝換代之際的內心彷徨。
而他知道蒙古人在早在窩闊臺時期，在漢族以及漢化程度較深的其他民族士人的影響下，就曾以“儒通吏事”和“吏通經術”為標準選拔官員，可見元廷對待儒士的政策導向，由此也可見其對儒學經術的重視。
后來又根據耶律楚材的提議，設置了儒戶。儒戶的設置盡管是對待佛道等教徒的政策參照，又把士人與工匠屠夫等編戶齊民等同相待，但也給成為儒戶的士人帶來免除賦役的優待。給予了不憑血緣，不靠門第，無恒產的士以精神貴族的身份確立了地位。
不過這次局勢的變化之快，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士人們很快發現，可供自己考慮的時間其實非常有限，倉促之間難以做出抉擇，問計于昔日同窗、同僚也就順理成章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