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意識到群臣此時上書是擔心自己對待北儒強硬態度可能會摧毀中原儒學根基，斷了千年傳承。而他考慮的是那些儒士們造反難以成功，但是給你添亂，制造些麻煩卻是十分在行的，而他在江南時早已經領教過了。
在古代信息閉塞的時代，這些儒士是有著超然的地位，尤其是在更為封閉的農村，他們維護著鄉里傳統，可以左右地方輿論，擁有很大的號召力。而他們若是對新政權不滿，自己又對其采用懷柔政策，則很難打破固有的傳統，從而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另一方面，趙昺知道蒙古侵入中原時對儒士的政策還是十分友好的，尤其是對那些名儒大家進行拉攏和利用，并贏得了儒士集團的信任，從而為其服務。而這當然也是出于維護自己統制的需要。
趙昺知道其中主要是因為興起于漠北，由于他們游牧民族的特征，從而使蒙古人依靠軍事征服的辦法而建立統一的大帝國，其文化素養在很多時候較之被其征服者可能顯得落后。所以成吉思汗和蒙哥從歐洲回師東向、征戰中原的時候，就注意網羅漢族知識分子或已高度漢化了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為己用。
蒙古人早期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郝樞、楊惟中等人接觸了儒學，以為此助于蒙古人的統治，開啟了漢化的過程。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由漠北南下，駐帳于金蓮川，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這些儒士成為其的重要幕僚。
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尊禮有加，除了任命這些儒學大師擔任相當重要的職位外，還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師”的稱號，并真誠地接受儒學知識分子向他傳授的儒家“三綱五常”“正心誠意”等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儒家學說一開始并沒有受到重視，盡管趙復、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但并未被官方予以認可。只是由于這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極力宣揚，元朝統治者逐步意識到孔孟之道有利于化民成俗，便順理成章地進一步推行漢化，適度地尊重儒學。
忽必烈即位以后，在任用漢文化知識分子參與統治的同時，其也格外注意對儒家思想的宣傳與推廣，接受姚樞“立學校以育才”的建議，旋即任命許衡為國子祭酒，使貴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隨后又增設蒙古國子監，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貴族子弟。
不過趙昺知道因為忽必烈是個實用主義者，對于儒家不重視理財而對他們不滿，因此用人一直在色目人和漢臣之間搖擺，并沒有實行科舉制開始以經義取士，從而未使得儒學的地位在元朝獲得真正的確立，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
當然真正的歷史中，卻是元仁宗下令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科舉考試制度，并規定中試者可選聘為官，增加了漢族知識分子的仕宦途徑，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得到進一步傳播。但可惜的當下當政的是鐵穆耳，蒙元大廈將傾，已然難以等到其繼位了。
如此也導致了蒙元底層的儒士通過科舉入仕之路，為了謀生只能放下身段自謀職業，正如張頌剛剛所言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或隱退鄉野講學。想想在大宋儒士向來恥于經商，現在都做起小買賣了，可見蒙元儒士生存環境還是極為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