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頌看陛下若有所思，知道自己的話觸動了皇帝心底的擔憂，又沒有打斷自己，便接著說下去。
至于許衡名為蒙元重臣，其實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讀之學”。后來，他從姚樞處得讀程朱遺書，大有所得，遂與姚樞、竇默相講習。他長期位居國子祭酒，以儒家六藝教授蒙古子弟。
許衡的學術宗旨大體上是以朱熹之學為依歸。他格外重視朱子的小學和四書章句集注，強調進學的次序和踐履力行。在為學方法上，強調“慎思”，以為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都可歸為一個思字，“要思無邪”。在理欲問題上，他以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現出依違于朱陸二人的思想傾向。
因此許衡對于保存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族文化，促進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都有現實的意義。另外，他極力勸說元朝的統治者力行漢法，促進了蒙古族的漢化進程。故而可以說他對宋儒的理學傳播影響甚大，當然也意味著朱陸的合流或者說是理學的轉折。
剛剛提過的劉因，他終生未仕，隱居鄉野，授徒以終。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習經學章句，但不滿章句的訓詁疏釋之學，以為圣人精義絕不在于此。及得趙復所傳宋儒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等人的著作，深為折服。
其以為邵雍至大也；周敦頤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遂轉向理學，推崇邵雍和朱熹，極力發揮邵雍的“象數學”和“觀物”思想。至于其理學思想，雖自謂上承朱熹，屬于朱學的范疇，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學的同時，并不嚴守門戶，實也雜入陸九淵“反求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則把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歸于“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認為由“理”而有世界萬物和人的生命，由“理”產生倫理綱常。主張將“人欲”化為“天理”，其方法是當求于己，無待于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經”及與此相關的“古無經史之分”的見解，以為詩經尚書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來由圣人刪定才變成經典。表明他一方面看到理學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學家易患穿鑿附會的毛病，即往往脫離經典原義而發空論。
另有在蒙元頗有影響的大儒吳澄，其實是大宋江西人，世代業儒，自幼用力于圣賢之學，直承宋代理學的端緒，自以朱熹學術的傳承者自居。其學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統說”，主張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賢之傳道本于天的思想。
至于其理學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陸為特色。他說“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于德性，則其敝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據此可見其對朱陸分歧的基本看法。當學者執經問難時，吳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其意圖在于使學者先反之于心，而后求之五經。
其于“天道”“理氣”，認為“理”在“氣”中，原本不離，“理”是“氣”的主宰。而又以為為學之要在于“心”，主張反之吾心，體仁之本，敬為要；用仁之用，孝為首。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此“良心發見”之最先者，茍能充之四海皆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