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上蒙古貴族亦以士人迥異，起初他們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后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制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于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后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后者不識事機，與其漸漸疏遠。
語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附之，這又將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不得不重入蒙古學校讀書。
元朝大一統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類。第一等蒙古族是戰勝者、當權派，自然是龍頭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指中國北部特別是原金朝轄地的民眾，包括了漢族、女真族、契丹族、高麗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區的民眾。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轄境內的人民，他們被元朝統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稱為“蠻子”。
過河拆橋，是帝王們常用的伎倆，更何況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曉仁義禮智信的虜君。在這種政治高壓與民族歧視的政策下，漢臣想與蒙古政權謀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幾乎是天方夜譚。江南剛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為口實，追奪宋朝舊官的告身，把大批舊宋儒臣官員清理出去。
元朝的這種岐視和民族壓迫，說穿了也是內心虛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維，或者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的那種觀念，來管理比它更先進的地區，只能讓這些地區受到腐蝕，生產力下降，民眾不滿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壞，這就從上層建筑方面決定了他們對儒士的態度。
這些昔日的天之驕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淪為賤民，書中再無黃金屋，書中再無顏如玉，圣人之徒，匠隸不如。漢族士子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圖仕進的康莊大道，忽然變成了死胡同。春風得意的向往，隨著馬蹄聲聲和膻風陣陣，皆幻化為末路窮途的哭聲。
所以，儒士們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職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銀兩謀職位，因為在元朝，官吏貪污是常態，清廉反而是變態。教職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學錄、教諭、學正、山長等崗位數目有限，比起現在的兩院“院士”還要稀缺，但待遇卻極其低下，從山長考上府州教授，不過是準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這九品又算什么啊
趙昺知道跨海而來的士子們并非都是走投無路之下前來瓊州撞大運的，其中定然也有對大宋仍懷有感恩之情，希望復國的忠良之士，但不論如何也要比那些甘為蒙古人爪牙，為其出謀劃策的無良士人強之百倍。再者他清楚一個民族的延續，首先是文化的傳承，這些士人正是文化的傳承和傳播者，而蒙元不到百年的國祚也正是因為他們未能融入其中。
既然忽必烈有眼無珠，趙昺當然不能視而不見，若是因為顧及此次未能參加科考的士子，對于那些參加者明顯又是不公平。經過審慎考慮，又與眾臣商議后，趙昺決定明年三月開恩科，無論是此次落選的士子，還是未能趕上者都可參加，以求聚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