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接到倪亮的通報大松口氣，三旅以傷亡三百多人為代價殲敵四千多人，收降潁州軍余部，順勢攻取昌化縣，他當然是圣心大慰。下令以孫晉旻嶺關守將，率七團和八團鎮守旻嶺至老竹嶺這段徽杭咽喉要道，如此便截斷了敵軍從西路增援杭州的通路，再命倪亮率九團押解潁州軍降軍歸隊。
紹興這邊護軍四下出擊，三天之內收復了所屬八縣，而董義成部退入太湖后，又遣陸戰一旅收復平江府，而隨著潁州軍的投降，宋軍已然從南、西、北三個方向完成了對杭州的包圍，東面則是大海，那里也有陸秀夫率領的水軍在外海待機。而杭州萬戶府的四個萬戶三個已經被團滅，因而臨安府可以說已是囊中之物。
不過趙昺并沒有急于動手，而是將矛頭轉向駐扎在建康的真定萬戶軍，只有將他們從城中調出來才能給趙孟錦創造戰機。當前董義成劫了劉家港，拿下了平江，就是放下了魚餌。因為在軍事上建康是重鎮，但是在經濟上劉家港卻是南糧北運的樞紐，掐著大都的經濟命脈，而失了建康只不過是一地的得失，所以他堅信敵真定軍必會來爭奪太湖，現在已經有跡象表明敵龍灣水軍和海道運糧萬戶府下轄的其它幾個千戶在向長江口集結。
而其它幾個戰場打的還算順利，收復了許多州縣，有力的牽制了元軍的力量。不過卻難以攻取當地的中心城市，這其中有新編宋軍武器落后，缺乏攻堅手段外，在野戰中仍處于劣勢，即便是文天祥統領的人數最多的懷恩軍仍然難以攻破鄂州城，打成了一場消耗戰。
宋軍能在短時間內將江南搞得天翻地覆，當然有趙昺厚積薄發之故，也常常暗自慶幸忽必烈死的是時候。他當初謀算其的手段高明是高明，卻有著諸多不確定的因素，它不像毒藥吃了當下就見效，也不像刀子扎進去就見紅，誰也不知道忽必烈哪天會病發身亡。而偏偏其在死前又干了件大事，給趙昺幫了忙，當然忽必烈的本意卻非如此，也是形勢所迫。
元朝疆土遼闊素為史家稱道，但元朝政局動蕩也為史家詬病。之所以動蕩，實由版圖過大、治理不善所致。由于版圖內分布眾多部族，而各族及各地區的經濟、文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給有效行政帶來實際困難。開國后曾附會漢法，采用中原制度，以圖糾弊更新，但仍無法克服此伏彼起的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加上過度掊克的財政政策激起不斷反抗，國勢難以穩定。
基于武力開國的蒙古貴族統治者于是又將武力鎮壓作為治國重要手段，為此建立了軍事戍防體系。元朝最高軍事機構是樞密院。院由知院、同知、副樞、僉院、同僉及院判、參議、經歷、都事等職官組成。另有負責軍法獄訟的斷事官。樞密院直隸皇帝，其職責是“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制調度，無不由之”。如遇地方有事需調軍出征，則于地方設行樞密院，事已則罷。
由于元朝奉行蒙古至上政策，所以軍籍機密唯一二蒙古長官知曉，漢人等不得查看。元朝中樞另有兵部。與樞密院相較，兵部職權相對較小，其職掌主要是“掌天下郡邑郵驛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廢置之故，山川險易之圖，兵站屯田之籍，遠方歸化之人，官私畜牧之地，駝馬、牛羊、鷹隼、羽毛、皮革之征，驛乘、郵運、祗應、公廨、皂隸之制，悉以任之”，職同軍需后勤部門。
元朝的軍事戍防，大體可分為中央宿衛制和地方鎮戍制兩大類。入元以前，蒙古大汗的宿衛是由怯薛擔任的。怯薛制度起源于游牧貴族的那可兒伴當、親軍。與漢地中央禁軍不同，怯薛在草原游牧社會中，不僅是大汗的親衛，還具皇室家務干部、質子營、貴族子弟訓練學校等性質。蒙古汗國軍政官員大多由怯薛出任，因而怯薛又有汗國中央政府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