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趙昺發現不僅僅是歐陽修一人有這種想法，如范仲淹、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名士也有類似的言論，與以往的黨爭相比，宋代被視為朋黨者更注重道義之爭，并試圖扭轉傳統觀念，為朋黨正名。可見君子亦黨的觀念在已經在士人階層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間的朋黨之爭具有了新的內容和意義。它先是表現為新進士大夫為自身利益和抱負而與權臣之間展開的斗爭，繼而演化為新進士大夫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
所以歐陽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為朋黨正名，反而造成嚴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認是朋黨，而且把朋黨作為“君子”的專利。這就意味著人們對朋黨的議論并非空穴來風，進而使人們得出結論凡主張改革、擁護新政者，皆為朋黨。最后他把臣僚分為君子和小人，凡贊成其觀點者即為君子，反對者則是小人，這無疑是在公開制造分裂和緊張氣氛。
這些弊端在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現，對立雙方都無法超越傳統認知的局限，遂使這些論爭重新陷入“義利之爭”、“君子與小人之爭”的思維窠臼，既無助于實現興利除弊、挽救危機的目標，又使得統治集團陷入無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爭斗之中，亦使的過去以禮義廉恥、忠孝氣節的圣人之言來澄清官場風氣、指導官員行為的道德準則隨之崩潰
“所謂新黨，往往打著維護新法的旗號，干的卻是排斥異己的勾當。舊黨內部亦復如此，朝堂風氣亦愈益惡化，并終蛻化為兩黨傾軋和純粹的利益斗爭，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機專權亂政，導致吏治腐敗、貪污橫行的局面難以遏阻。”文天祥聽了小皇帝所言深以為是地道。
“熙寧變法以后，朋黨之爭愈演愈烈兩黨曾交替執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令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官員和普通百姓根本無所適從，讓朝廷權威大受損傷，以至于當金兵大舉入侵之時，朝廷詔令居然失去號召力，竟組織不起有效的抵抗，終遭靖康之恥。陛下將我朝百年不振歸咎于朋黨之爭不無道理。”謝枋得也點點頭不得不承認陛下所言正確。
“是啊，熙寧變法遭到舊黨反對，王介甫將舊黨盡數趕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樞密使文彥博、副宰相馮京、退居洛陽的司馬光、在外的舊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罷相。后雖短暫復相，可依然四處被阻，舉步維艱。而隨著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簾，司馬光等人隨即復相，其立即啟用呂公著、劉摯、范純仁、呂大防、蘇軾等一批保守派官員，隨即新法一概廢除，變法派朝臣一概罷免。而隨著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無君子”謝翱嘆口氣言道。
“兩黨之爭，讓朝廷陷入極端混亂，奸佞當朝，誤國誤民，君子退出朝堂，實在是可嘆可悲。而蘇、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賦詩，雖緣于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而認識自身。但明心見性，足可見二人君子之風，可他們的悲壯也令人嘆息”趙昺也頗覺惋惜地道。
“陛下以為朋黨之禍何以不絕，綿延百年仍在”文天祥問道。
“朕也曾苦思，黨爭不除朝中永無寧日，雖然當前行朝經過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貞義士，但黨爭之陰霾依然不散。我們仍需警惕，朕以為其中緣由不外有三。”趙昺想想言道。
“圣人早有言君子不黨，歷代朋黨為禍的事實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為之不絕，無外乎權利二字。當年太祖立國之初其幕僚皆為北人，他們便以主人自居，聯合起來排擠南人，以致立國之初五十年南人無一人官至宰相。他們狹隘的地域觀念從而左右了官員的政治傾向，，成為朋黨之爭潛在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