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我朝朋黨之興，雖始于君子，而終不勝于小人，害己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但就其實際結果來看，并未開辟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對朝野風氣造成極為惡劣影響，嚴重干擾政務的正常運行和革新的順利推進，進而演化成黨派傾軋和惡斗。”
“另外官場惡斗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完全喪失了往日的銳氣。那些還沒有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趨，失去進取心和正義感，讀書只是為了做官，做官只是為了趨利。在這種意識驅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讀之書皆場屋之書，所習之術皆求官之術。所謂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無人潛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風極盛而士風日壞的弊病。”
“此外此外”
“陛下此外還有什么”三人聽小皇帝說的頭頭是道，不住的點頭稱是，可其突然猶豫不言了，文天祥急忙問道。
“”趙昺沉默了片刻，這話還真不好說。按照禮制自己是不能言父過，臣不能言君過，而朋黨之禍的起因說好聽點兒正是由于仁宗的過度寬仁，說句大白話就是因為其又傻又窩囊造成的。
由于太祖定下的規矩，使士大夫階層言事權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且歷代皇帝也非常重視士大夫的言事權。與此同時，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當的尊重，至少在一定的范圍內，士大夫與皇帝的政治人格權是平等的。
當然歷史證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權還需要士大夫自身的忠君意識來維系，所以在皇權有所削弱的同時士大夫則強化他們了自身的忠君意識。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士大夫階層自信心爆棚，他們不過實際情況急于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因為觀點和方式的不同，自己之間又產生沖突。
熙寧變革的失敗，皇家同樣有脫不開的責任。神宗年輕氣盛，一心想做大事情，支持王安石變法，但是當遇到困難和阻力時便開始退縮和妥協，而他的釜底抽薪等于將王安石及新黨直接放到了火上烤，也等于將黨爭推向了高潮。當神宗死后，十歲的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迅速將新黨全部驅出朝廷。而她這么做只是因為變法觸動了外戚的利益及自己的好惡，如此將使大宋中興的最后機會喪失。
另外一件讓趙昺欲言又止的事情就是士大夫階層對于嗣君的選擇的話語權。泛泛而言士大夫的言事權包括政治、思想、軍事、外交、用人等多個方面，尤以嗣君為要。實際上能否參與商定嗣君這樣的重大事件也是宋朝士大夫是否已進入其國家權力核心的根本標志。
因而像嗣君這樣的大事，士大夫是絕不能袖手旁觀的，歷史經驗早已證明誰控制了嗣君權誰就控制了朝政，且歷史上所說的宦官或外戚專權都正是因為握有嗣君權才得以實現。趙昺現在也正面臨著這樣一場危機，可以說這是他身上最后一根軟肋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