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結果大家都看到了，王安石被貶嫡，神宗暫罷新法，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對“天命”的敬畏，一場足以改變歷史的革新就此被虛無的上天所改變了。顯然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使天作為節制人間君權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運行過程中的作用顯然是不可忽視的。
不過當下趙昺還是天道的受益者，他成功的利用此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讓人相信自己與上天有溝通的能力，所行之事皆是受上天指引。而他知道事情往往是勝也蕭何敗也蕭和，若是自己就此廢后，當下不論是出現什么天文異相，還是大災小情，都會將此歸咎于自己逆天而行，從而遭受天譴。
趙昺發現此又與太祖誓約聯系到了一起，可能有人以為即便真有“誓約”，也意義不大，不過是一份秘密的遺詔而已。但更準確地說，這其實是宋皇室與上天之間的立約，趙宋的君主如果違背“誓約”，則“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間敬畏的時代，這樣的“誓約”具有比一般的遺詔更大的約束力，如此也讓士大夫們平白得了一道免死金牌，讓他們可以恣意制約皇權。
另外趙昺覺得太祖算得上是個明君，但是單純的對于自己的子孫有點關心太過，總擔心他們難以保住自己打下的江山，因而給后代們立下諸多的規矩，想借助士人的力量來協助他維護趙家統治。如果將誓約只是視作宋朝的特別約法，此外還有一系列日常制度與程序要求君主遵循，在宋代，這叫做“條貫”。
開國之初，太祖意識到條貫乃是預防后世君主肆意妄為的“妙法”，因而大力制定了諸多規矩。趙昺以為從源頭來看，這些制度確實起到了防止后代出現敗家子丟掉江上的作用，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限制了有為君主進取的渠道，把兒孫們都裝在了自己設定的套子中，想動動都難以做到。前時自己因為裝修房子受到彈劾，那些人便是依據太祖制定的條貫，好在他一手以武力相脅，一手胡攪蠻纏算是度過了此劫，可以后呢
此外，趙匡胤還做了一件趙昺以為大不妥的事情。其有次與趙普答對，問其“天下何物最大”，趙普對曰“道理最大”太祖認為極好。這也許就是其一時的想法，但是士大夫們就乘勢而入，并自以為開國皇帝認同了道理最大。這就意味著皇帝同時承認權力不是最大、皇權不是最大，皇帝的話并不是永遠正確的，也不是不可違背的。正因為君臣間達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識，所以他們不認為臣要絕對服從于君。
在趙昺看來太祖混亂發言固然有過，但是士大夫們也非是什么君子，他們將此進行過度的解讀，使之成為有利于自己的規矩，等同于耍無賴一般。當然他心中也是埋怨自己這位祖宗，說話怎么不過腦子，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東西，能是他所能決定的嗎，該由誰來評判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當然并非由君主自己來闡釋。確切地說，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個人手里，而是蘊含在人心、天理與世代相承的傳統中，并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體發現、闡述出來；或者通過公議彰顯出來。而公議在趙昺看來就是另一個坑。以他的理解公議就相當于歐美國家的議會制，有事大家商量著來，是一種民主共治的體現，但這個在大宋卻有不同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