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黑暗條件下，由于可視性差、觀察困難，人的瞳孔自然放大，不僅容易產生疲勞，還易導致人的感知產生誤差和錯覺。將土坑、土包、溝渠等，在夜間誤以為平地。即使經過訓練的軍人，地物在夜間乍看時，也會變得異常，往往會把一群士兵誤認為灌木叢，把路樁誤認為散兵線，把村莊誤認為樹林等。暗夜使觀察、射擊、指揮及通信聯絡受限的同時，還使得方位判斷、道路選擇和組織協同變得困難。
“稟陛下，第二梯隊已經出發，陳都統將隨船登島建立前進指揮所。”瞭望哨報告道。
“這家伙急眼了，要親自披掛上陣了。”趙昺撇撇嘴輕笑道。
“陛下都親臨督戰，陳都統又怎敢懈怠”李三娘言道。
“這一次營救行動，無論是對朕，還是對陳都統都是一場冒險，弄不好就是身敗名裂啊”趙昺苦笑著道。他清楚對于動用大軍去營救二十幾個身陷敵后，生死未卜的士兵，無論是在朝廷，還是軍隊系統是存在著巨大的爭議的。
這問題說起來復雜，也很簡單。在宋代士人階層的崛起，使得武人倍受打壓，地位低下。而入宋一來的軍制也讓世人對軍兵沒有好感。宋人的想法是“蓋民之敢為盜者，皆柴黯無賴有勇力之人，配隸諸軍，正得其所”，也即宋太祖的說法這種募兵養兵之策，可以取得“百代之利”，使“天下曠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兇年饑歲，則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基于這種設想，北宋仁宗朝沈遴知杭州時，百姓但凡犯法，不問情節輕重，盡刺為兵。南宋時也規定，“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并配隸屯駐大軍交管”；以至當時各路軍隊每年接收的發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強盜”；南宋嚴州“城中惡少群擾市”，知州蕭隧為防止事態擴大，遂“密籍姓名，涅補軍額”。
宋時的“雜役卒”尚非正規戰斗之兵，而南宋時期屯駐大軍中則不乏披掛上陣的配軍。高宗時，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以配軍中“堪披帶之人”為御前軍戰士；宋寧宗時，曾把“累犯強盜”，以及聚眾販買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統統發配屯駐軍，規定在屯駐軍服役年限，限滿改刺字成為“正軍”，既作戰部隊。
實際上宋代的士兵的兵營生活，也如同囚徒似的；他們按唐未的習俗臉被刺上字，叫作“面涅”。士兵臉上刺字，主要是防止士兵逃跑。土兵另有軍籍稱為“赤籍”，人們因此稱士兵為“赤佬”。那些刺配從軍的罪犯，待遇更不必說了。其時士兵的社會地位已是處于社會最底層了。
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宋朝的配軍，不僅是從事雜役的軍士的重要來源，也是從事戰斗屯戍的軍士的直接來源之一，如此在眾人的眼中士兵基本等同于罪犯或是流民。趙昺當政后，對征募士兵有了較高的標準，士兵也不僅以身強力壯為標準，還要求家事清白。
當然軍中也有配軍和戰俘，但這些人往往不會進入作戰部隊，而是苦役營，雖然按照軍隊管理，卻不一定隸屬于兵部，也有的歸工部和戶部管理。他們承擔著開礦、曬鹽、筑城、治水等等危險，且又繁重的工作。但是這依然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世人對軍隊的看法，因此他不惜代價的出動大軍，冒著與蒙元重新開戰的危險去拯救十幾個罪犯，難以為人接受。
向來精于算計，喜歡考慮成本的趙昺，同樣知道此次行動的代價遠遠超過給予二十多個陣亡士兵的撫恤近，做的絕對是賠本買賣。但他依然要堅持要做，自然有不同的想法，除了餞行當年的諾言外，也是為了提高軍隊的凝聚力。使軍中上下都能明白，他們不是在孤身作戰，而是有著以皇帝為首的龐大勢力為后盾。一旦有難，即便遠離千山萬水，龍潭虎穴，也會不惜代價去營救，使他們以加入這個集體為榮，進而提高戰斗力。